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
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 年代晚期与 30 年代早期,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
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
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
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
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
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
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
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
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
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
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
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 1936 年鲁迅的逝世与 1937 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
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
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
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第 93—94 页。
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
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 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 50 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
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
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 30 年代
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
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
的:清朝最后 10 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
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
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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