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 3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③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 1939 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1937—1938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u8221X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
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
评。①
1941 年 1 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
(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
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
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
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 1940 年 12 月被捕。虽然他在 1942 年获释,
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
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 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 年夏季以后,许多加
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
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 年),
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 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
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
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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