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同志。1937 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
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
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
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
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 年)》,《中国季刊》第 61 期(1975 年 3 月),
第 77 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
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
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部分
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城市革命战略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村革命之争。当然,对
领导权的争夺和个人之间的厌恶为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增添了热度。除了在苏
联,毛主义的说法到处都占上风:王明实际上是要牺牲中共的独立而向国民
党投降,而且他对农村革命冷漠无情。
这种简单化的陈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他的观点真如毛所
描述的那样,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内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很难想象他会把自
己描绘成一个很少关心农民的投降派。当王明回到中国尝试重建其地位时,
我们可以设想他乞灵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权威。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想使
中国的抗战集中在蒋和国民党周围,这一政策只是在 1936 年年中,斯大林的
地位明确以后 6 个月,毛和中共才勉强不完全地接受。虽然中共更多地由于
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动,在 1936 年下半年向这样的统一战线靠近
了(在 12 月 12—25 日西安事变中达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产国际
的权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开蔑视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
有了双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权和免遭清洗的保护,因为任何这样的行动都会
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
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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