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部分最新章节，第4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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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

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　33—34　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

希望的“民众反抗”。

①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4　页。

②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75　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

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③《彭德怀自述》，第　227　页。

际上与敌人勾结。①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

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

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

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

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②

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末减

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

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

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

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

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

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

——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

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

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

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

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

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　２０　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

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

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

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

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　１９３９　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

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

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

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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