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它们本身也是历史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但是,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即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文化现实是否基本上是由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或者他所强调的“民族特点”是否为他构成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
变量。
依我来看,没有什么怀疑,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文化,都构成了人类经验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们可能称赞他的这种态度,
或者对它感到惋惜,也还有既称赞又惋惜的人,并且时常还表现得很激烈。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们对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的认识。
确切地说,这个主题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整个想象中处于多么重要的
地位,已由前面引自 1938 年 10 月的报告中的非同寻常的陈述指出来了,即
承继中国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前面要
求对过去的经验“给以批判地总结”的训令,并不含有同样的含意,因为其
中积极的指导作用似乎取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和方法”,要在中国历
史的文献中用它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认为对过去有较深刻的理解,
将不仅拓宽革命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理解,还会真正为领导革命提供手
段,这样的认识却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 1938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开辟
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前景。
毛泽东说的能从“历史的中国”的经验中提取的这种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呢?在产生它的过程中,又得从过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没有明确地
详细说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有些线索,他所想的是能够泛泛地
限定为治国术的那一领域,①因此,在他 1938 年 10 月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思
想报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泽东涉及了正确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这在过去
称为“用人行政”。他进而讨论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说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
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前者是明君贤臣用人的方针,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
方针。我们今天来说使用干部问题,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根本与古代有区别,但也离不开“任
人唯贤”这个标准。以喜怒为爱憎,阿谀逢迎者奖,骨鲠正直者罚,在古时要不得,在我们也要
不得。①
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指出,由他看来尽管有些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在前资本主
①《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260 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
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 年》,第 55—58、
88—95 页和各处。
①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2 章。
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5 页;《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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