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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8）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经回去的省委书记们又陆续来到北京，继续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讲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作了批评。

1月13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

第二天，毛泽东在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了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9）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①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且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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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0）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市委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解“二十三条”。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反“左”，理由是：一是文件说明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二是规定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三是工作方法是提出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五是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强调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②可见，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他们对于“二十三条”所关注的，并不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如何尽早地解放一批干部，改变以往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

1月25日，北京市委在通县召开“四清”广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清”地区的全体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少数中农积极分子，进步的地富子女，干部家属，社办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财贸及文教单位的职工，共有11万多人，分别在61个会场集中。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接着，彭真联系通县的“四清”情况，讲解了“二十三条”，确定了今后运动的搞法。彭真说：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但是，“四不清”干部，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好的或者经过教育、帮助可以改造好的；运动要依靠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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