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刘志坚临行前一天,叶群从苏州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关于部队方面的文件,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③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2)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剧组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
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他人听。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请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萧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些,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3)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比前一次说的充实一些,缺点是长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天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问题。据刘志坚回忆:
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这就算定下来了”。并交代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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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4)
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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