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长久以来压在心里的思绪,到这一刻开始喷涌而出。每跑一步,我都感觉自己的脚步越来越轻。比赛接近尾声,我也接近崩溃了。这时一个高球传过来,我高高跃起,计算好了起跳的时机和落点,睁大了眼睛,就像在巴鲁时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教我、训练我的那样……球进了。这是属于我父亲的头球绝技,接着我的眼前一黑——
我晕过去了,就在球场上,就在对方球门前。
仁慈的裁判这时恰好吹响了终场的哨声,比赛结束,巴西夺得世界冠军。我的头球将比分锁定在了5:2。
我躺在地上,很长时间一动不动。加林查这个一如既往的好心人是第一个跑过来帮我的。他抓住我的脚踝抬起我的双腿,觉得这样可以帮助血液流向我缺氧的大脑。
我回过神来,发现周围乱成一片。我看到队友们都笑着、拥抱、跳个不停;数百名观众冲到球场里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站起身来,看到了迪迪和加林查,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大家也许已经发现了,我的泪点一直很低,但在我一生中,那是我的泪水流得最畅快的一次。我心里想的全是家人和国家,又因为情绪得到彻底的释放而感到轻松。我还趴在队友的肩上哭着,止都止不住。人们从看台上下来,记者、球迷、警察,碰到我时都抓抓我的胳膊,拍拍我的后背或脑袋,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欢呼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的腿又软了,就要瘫倒在地。接着我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好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原来是我的队友们,他们把我扛在肩上,在球场里游行庆祝,而我还在哭。
吉尔马抬起胳膊把我的腿抱紧了,笑道:
“哭吧,小子!哭出来好一点儿!”
有人拿起了一面瑞典国旗,我们举着这面国旗周游全场向主办方致敬。当队友们终于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跑过草坪,边笑边喊,似乎想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我要去告诉爸爸!我要去告诉爸爸!”
20
1958年还没有网络电话,也没有手机,所以我得等上整整三天才能把瑞典的经过告诉父亲。
夺冠之后的兴奋劲儿还未消失,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好几天的庆祝。比赛结束,我们还未离开球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走到了球场上跟我们握手道贺。他尊贵而高雅——跟他的子民一样。瑞典队的球员也称赞了我们,负责盯防我的西格·帕尔林对记者说:“第5个球进了以后,连我都想为他喝彩。”
当天晚上回到酒店,我们吃了一顿盛宴,有些队员还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为表彰1930年创立世界杯的足联主席而命名)里喝。我们返回巴西的第一站是累西腓,数千人早就提前几个星期在那里等着我们了。当我们抵达时,尽管当天下着滂沱大雨,人数却比先前又多了很多。飞机舱门一打开,人群立刻爆发出震耳的欢呼声。我们刚走下飞机,就被人们扛在了肩上。
当天我们又赶到了里约,那里的人也是同样疯狂。这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从决赛前一晚算起,我们一直都没有睡觉,可现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里约的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他们让我们坐在消防车上游行,一路上他们燃放爆竹,两侧高楼——办公楼和住宅楼里的人将撕碎的报纸抛到空中。游行结束后,球队官员把我们带到当地一家杂志社,令我们惊喜的是,队员们的家属都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看见父亲和母亲站在那里等着我,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都紧抿着嘴,竭力控制着情绪。他们的情绪控制得如何呢?这个,大家只需想一想我那情感充沛的性格来自谁的遗传吧。
“每个人都为你骄傲,迪科。”母亲激动得都喘不上气来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还有你的老师们,他们都来家里看我,说他们早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这是我听到的最荒谬的话了,不过我并没往心里去。因为这是我们家最风光的时刻,我能看出来,母亲已经理解了足球能带给我们的好处。
随后我们在总统府举行了宴会,总统儒塞利诺也把香槟倒在雷米特杯里喝。然后我们去了圣保罗,又是游行和庆祝;接着又到桑托斯做了短暂停留;这一切结束后,我终于可以回巴鲁老家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最希望的是能回家休息,但这是不可能的!巴鲁的气氛跟圣保罗、里约一样疯狂,只有一点不同——在巴鲁,庆祝的重点是我。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降落,这个跑道正是我以前多次来玩,有一次是来看失事的滑翔机。我看到,几乎全镇的人都来迎接我们,防护网外挤满了人,他们朝我们挥手、欢呼。
我走下飞机,朝人们微笑挥手。很难相信,2年前,正是这个孩子穿上长裤,怀着忐忑的心情坐车去了桑托斯。我的过去和现在就像是个梦,令人无法相信。但所有的“证人”都在我的眼前——在街上一起踢球的小伙伴们,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父母,连镇长都来了,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巴鲁一直在等着你啊,贝利!”他如此说道。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镇长的示意下,我站到一辆平板货车的车头上开始游行,最后到达了镇上的广场。接着我收到了奖杯、奖牌和各种礼品。台下的观众则是边笑边鼓掌。其中有面奖牌是安排母亲为我颁发的,但她害怕在颁奖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只是走上台来在我的脸上轻吻了一下。
我收到的礼品当中,有两件最值得一提。第一件是一辆汽车——romi-isetta,那是一辆微型轿车,只有三个轮子,但在当时的巴西,拥有任何样式的汽车都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当时一辆美国进口汽车的总价格约是2万美元,而那时巴西的最低月薪是30美元。收到这辆汽车我很高兴,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未成年,所以不能开车!此外还有一个疑虑:我怀疑这辆车是否够结实能一路开回桑托斯。所以,我把车送给了父亲。
另一个有趣的礼品是一台电视机——一个染成了巴西国旗的蓝、绿两色的“怪物”。这台电视机是我们还未离开瑞典时就送到家里去的,它带来的难题与那辆汽车一样——在巴鲁及巴西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视信号。所以,这台电视机就成了一个摆设,我把它也当作奖杯,至今还放在桑托斯的家里。
所有这些礼品、庆祝都造成了我“一夜暴富”的假象。庆祝结束后,我回到家里想过几天清静日子,但家里的访客源源不断。远亲近邻、新知旧交纷纷找上门来,或是借钱,或是找我帮忙,或是寻找商机……其实我并没有发财,我仍是在桑托斯俱乐部踢球,拿着微薄的薪水。
可是,我说“没钱”时,他们都不信。因为我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和杂志的封面;世界著名杂志《巴黎竞赛》为我写了一篇报道,还讲我成为足球场上的新国王;从那以后,巴西人就开始叫我“orei”——球王。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理应过着国王般的生活。
我有些不知所措。世界在变,但我没变。我还是那个爱踢球的男孩。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并在它的引领下大步向前。是,我取得了一些成就;是,我为国家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不仅是金钱,还有鼓励的话语、给侄子的纪念品……而有些人只想给我东西!这太疯狂了。我尽量笑脸相对,用我的回答取悦他们,但是,在巴鲁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意识到——我始终都在人们的视线里,我的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从那时起,这种感觉就一直伴随着我。
21
多年以后,每当想起1958年那支国家队,我总是能笑起来。那支国家队有一些真正特殊的东西,那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球员,怀着对足球的热爱在踢球。那时的我们太年轻,太单纯,不知道我们会掀起怎样的惊天骇浪。跟苏联的首场比赛就拉开了职业体育史上一个史诗般的序幕: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只要我跟加林查同时在场,巴西就从未输过。
1958年的这支国家队中,有11个人——包括我和加林查在内——继续参加了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我在第2场比赛中就受了伤,缺席了剩下的比赛。但历史却令我们高兴地重演了:巴西赢得了1962年的世界杯,蝉联了世界冠军。而实至名归的,在巴西,人们将其称作“属于加林查的世界杯”。
在其后的岁月里,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1958年的简单和单纯再也没有了。
但总有一件事能驱散我心中的所有忧虑。
从瑞典回来后,又过了几天时间,我偶然经过原先我们踢球的那条大街,我看到有一群8岁或10岁的孩子正在那里踢球。他们笑着、闹着,就像当初我跟小伙伴们那样。我问他们能不能让我跟他们一起玩,他们答应了。
我回家把长裤换成短裤,又赶了回去;我把鞋子脱掉,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踢球。我们玩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太阳下山,各自的母亲叫我们回家。就只有我们,这几个巴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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