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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 从孔子奢俭之论悟处世智慧（第1页）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论语?述而》中，孔子一句“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如同一把精准的标尺，丈量着春秋时期社会风气与个人修养的边界。短短十二字，既点出了“奢侈”与“节俭”两种生活态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更阐明了孔子在二者之间的明确取舍——与其因奢侈而僭越失礼、丧失本分，不如因节俭而显得简陋朴素、坚守底线。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消费观念说教，而是孔子对“礼”的坚守、对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秩序维护的深刻思考。透过这句话，我们得以窥见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理解孔子思想中“礼”与“德”的紧密关联，更能从中汲取对当代人生活态度、价值观塑造的重要启示。

一、春秋语境下“奢”与“俭”的内涵与社会背景

要真正理解孔子“奢则不孙，俭则固”的论断，首先需置身于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厘清“奢”与“俭”在当时的具体内涵，以及这两种生活态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奢侈”与“节俭”不仅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更与社会等级秩序、道德伦理紧密相连，成为反映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

（一）“奢”的内涵：僭越礼制与过度消费

在春秋时期，“奢”（奢侈）的核心内涵并非单纯的“花费多、生活阔绰”，而是与“礼”紧密挂钩，特指“僭越礼制的过度消费”。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乐制度”，对不同等级的贵族在衣食住行、祭祀宴饮、器物用度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逾越。例如，在服饰上，天子穿“衮服”（绣有龙纹的礼服），诸侯穿“玄纁”（黑色与浅红色的礼服），大夫穿“裨衣”，士穿“朝服”，不同等级的服饰颜色、纹样、材质都有明确区别；在饮食上，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少牢”（羊、豕二牲），大夫“食特牲”（一牲），士“食鱼炙”，饮食的规格与种类也严格遵循等级制度；在器物用度上，天子用“九鼎八簋”（祭祀或宴饮时使用的礼器），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礼器的数量与规格直接体现着使用者的等级身份。

然而，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势力崛起，“礼崩乐坏”的局面日益严重，许多诸侯、大夫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与财富，开始突破礼制的限制，进行过度消费，即“奢”。例如，鲁国的季孙氏身为大夫，却“八佾舞于庭”（使用天子规格的乐舞），孔子对此愤怒地指责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齐国的管仲生活奢华，“筑三归之台，塞门反坫”（修建豪华的台阁，设置诸侯才能使用的塞门与反坫），虽有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功绩，却也因僭越礼制而受到后世的批评；卫国的卫懿公喜好养鹤，甚至给鹤配备大夫级别的车马与俸禄，导致国家财力空虚，最终在狄人入侵时因百姓不愿出战而亡国，成为“奢侈亡国”的典型案例。

在孔子看来，这种“奢”的危害远不止于“浪费财富”，更在于它破坏了“礼”所维系的社会等级秩序——当低等级贵族僭用高等级贵族的消费规格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界限被模糊，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同时，“奢”还会导致个人品德的堕落，使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丧失对“礼”的敬畏与对道德的坚守，变得傲慢无礼、目中无人，即“奢则不孙”（“不孙”即“不逊”，指傲慢、僭越）。

（二）“俭”的内涵：恪守本分与适度消费

与“奢”相对，春秋时期的“俭”（节俭），核心内涵也并非单纯的“吝啬、省钱”，而是“恪守礼制本分的适度消费”，即根据自己的等级身份与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消费，不铺张浪费，不追求超出本分的物质享受。在“礼”的框架下，“俭”是一种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态度，体现着对等级秩序的尊重、对个人品德的约束，以及对资源的珍惜。

春秋时期，许多有识之士都倡导“俭”的生活态度，将其视为个人修身、国家治国的重要准则。例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一生生活节俭，“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妾不穿丝绸衣服，马不吃粟米），以身作则践行“俭”的理念，受到孔子的称赞；齐国的晏婴（晏子）身为国相，却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乘坐破旧的马车，多次拒绝齐景公为他改善居住条件与车马的提议，认为“俭以养德”，过度的物质享受会腐蚀品德，他的节俭事迹被后世传颂，成为“俭”的典范；晋国的卿大夫叔向，在给弟弟叔鱼的信中强调“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将“俭”视为所有美德的基础，将“侈”（奢）视为最大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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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来，“俭”虽然可能会让生活显得“固”（简陋、朴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人误解为“吝啬”，但它的本质是对“礼”的坚守与对品德的维护——通过“俭”的生活态度，个人能够避免沉迷于物质享受，保持清醒的头脑与谦逊的心态，恪守自己的等级本分，不僭越、不傲慢；同时，“俭”还能节约社会资源，避免因过度消费导致国家财力空虚、百姓负担加重，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孔子认为“与其不孙也，宁固”，在“奢侈导致僭越”与“节俭导致简陋”之间，明确选择后者。

（三）“奢”与“俭”对立的社会经济背景

春秋时期“奢”与“俭”的对立，并非偶然出现，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铁器的使用与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效率显着提高，手工业（如冶铁、纺织、制陶等）与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财富总量有所增加，为部分贵族进行“奢侈”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齐国凭借临海的地理优势，发展盐业与渔业，商业繁荣，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齐国的贵族也因此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奢侈消费；鲁国的纺织业（尤其是丝绸纺织）发达，“鲁缟”闻名天下，鲁国的贵族在服饰上的消费也相对奢华。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却极为不均，诸侯、卿大夫等统治阶层通过兼并战争、剥削百姓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底层百姓却生活困苦，“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屡见不鲜。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百姓将三分之二的劳动成果交给统治者，仅靠三分之一维持生计），沉重的赋税与徭役让百姓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不仅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日益加深，甚至引发起义与叛乱。

此外，周王室的衰微也使得对“礼”的监管与约束失效。西周时期，周王室拥有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能够通过“巡狩”“朝聘”等方式监督诸侯是否遵守礼制，对僭越礼制的诸侯进行惩罚。但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国力衰弱，无力约束诸侯，诸侯们为了争夺霸权，纷纷突破礼制限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僭用天子之权，在消费上也僭用天子之规格，导致“奢侈”之风蔓延。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孔子提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的论断，既是对“礼崩乐坏”社会现实的反思，也是对统治阶层奢侈无度行为的批评，更是对恢复社会秩序、改善民生的呼吁。他希望通过倡导“俭”的生活态度，让统治阶层恪守礼制本分，减少过度消费，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引导个人注重品德修养，避免因奢侈而堕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奢则不孙”：奢侈对个人与社会的危害

孔子认为“奢则不孙”，即奢侈的生活态度会导致个人傲慢无礼、僭越本分，进而对个人品德、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秩序产生严重危害。这种危害并非孔子的主观臆断，而是基于春秋时期大量的历史事实与社会现象得出的结论，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深入分析“奢则不孙”的具体表现与危害，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孔子为何坚决反对奢侈。

（一）对个人品德的腐蚀：沉迷享乐，丧失敬畏

奢侈对个人最直接的危害，是腐蚀个人品德，使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丧失对“礼”的敬畏与对道德的坚守，变得傲慢、自私、贪婪。在春秋时期，许多贵族因长期过着奢侈的生活，逐渐养成了贪图享乐、目中无人的性格，将物质享受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忽视了品德修养与社会责任。

例如，卫国的卫灵公晚年沉迷于酒色，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宠爱南子夫人，不理朝政，导致卫国政治混乱、国力衰退。他不仅在生活上奢侈无度，还在礼仪上僭越，使用天子规格的仪仗与乐舞，完全丧失了对“礼”的敬畏。最终，卫灵公的奢侈行为引发了卫国的内乱，他死后，卫国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公子争位之争，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濒临灭亡。

再如，春秋末期的吴国君主夫差，在打败越国后，骄傲自满，开始过着奢侈的生活。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姑苏台，“台高三百丈，广八十四丈”，台上建造宫殿，装饰华丽，还在台下开凿天池，种植菱藕，蓄养珍禽异兽；他还经常举办大规模的宴饮活动，与妃嫔、大臣们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完全不顾百姓的疾苦与国家的安危。夫差的奢侈不仅消耗了吴国的国力，还让他变得傲慢自大，听不进忠臣的劝谏（如伍子胥多次劝谏夫差警惕越国，却被夫差赐死），最终被越国打败，吴国灭亡，夫差自刎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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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奢侈的生活方式容易让人陷入“享乐主义”的陷阱，逐渐丧失进取心与责任感，变得贪图安逸、傲慢无礼。当一个人习惯了奢侈的生活后，会对物质享受产生越来越高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甚至可能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导致个人品德的彻底堕落。正如孔子所说，“奢则不孙”，奢侈会让人突破道德与礼制的底线，丧失做人的本分，成为危害社会的“恶人”。

（二）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傲慢无礼，众叛亲离

奢侈不仅会腐蚀个人品德，还会破坏人际关系，使人因傲慢无礼而失去他人的信任与支持，最终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春秋时期，人际关系（尤其是贵族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礼”的基础上，强调“谦逊”“尊重”“互助”，而奢侈所带来的“不孙”（傲慢），恰恰违背了这些原则，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

例如，鲁国的季孙氏作为大夫，凭借自己的权势与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不仅僭用天子的乐舞（八佾舞于庭），还在祭祀、宴饮等场合使用诸侯规格的礼器与仪式。他的傲慢行为引起了其他贵族与百姓的不满，甚至连他的家臣也对他产生了怨恨。最终，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发动叛乱，控制了鲁国的政权，季孙氏被迫流亡国外，险些失去自己的家族地位。季孙氏的遭遇，正是“奢则不孙”导致人际关系破坏的典型案例——他因奢侈而傲慢，因傲慢而失去了家臣与百姓的支持，最终自食恶果。

再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公，因一次“食指大动”的典故而闻名。有一次，郑灵公得到一只鼋（大鳖），准备宴请大臣们品尝，子公得知后，手指突然动了一下，预言自己一定能吃到鼋肉。然而，在宴会上，郑灵公故意不给子公鼋肉，以此羞辱他。子公为了报复，竟“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用手指蘸取鼎中的鼋汤品尝后离开），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礼仪，还体现了他的傲慢与无礼。最终，郑灵公与子公之间的矛盾激化，子公联合其他大夫杀死了郑灵公，自己也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杀。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食鼋”，但本质上反映了奢侈环境下贵族之间的傲慢与冲突——郑灵公因掌握权力而奢侈傲慢，故意羞辱子公；子公因长期享受贵族生活而养成傲慢性格，不愿受辱，最终导致双方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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