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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因为英语在语法上并不严格区分性别，通用阳性词的现代用法相当有限。像“医生”和“诗人”这样的词在过去通常是阳性的（尤其是女医生和女诗人，一般会写成doctoresses和poetesses，含有嘲讽意味），但现在被认为是中性的。虽然如今在正式场合中，只有一些老学究还坚持使用通用阳性词，以“他”来表述“他或她”，但在非正式使用中，通用阳性词仍有卷土重来的迹象，比如美式英语中的“老兄”（dude）和“伙计”（guys），英国则有“小伙子”（lads），都被用作中性表达。英国最近发生的一场争论也表明，对一些人来说，保护男性的默认地位仍然非常重要：2017年，伦敦消防队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丹尼·科顿建议，我们应该用如今的标准表达firefighter（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个说法酷多了）来取代fireman，指代“消防员”，结果她收到了大量恐吓信。[29]

然而，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会有所谓的“性别屈折变化”①（gender-inflected），阳性和阴性的概念被编织进了语言本身。所有的名词都被分为阳性或阴性的。桌子是阴性的，但汽车是阳性的：lamesaroja（红色的桌子），elcocherojo（红色的车子）。至于指代人的名词，既有男性用语也有女性用语，但标准性别总是阳性的。尝试在谷歌中以德语搜索“律师”，结果会出现Anwalt，字面意思是男性律师，但通常被用来统称所有“律师”。如果你想特别指代一位女律师，你会说Anw?ltin（顺带一提，和这里一样，女性用语往往是男性用语的变形，我们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类型的偏移——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他者”）。通用阳性词也可用于指代一群人，前提是这群人的性别不详，或者这个群体中有男有女。因此，一个由100名女教师组成的群体，在西班牙语中被称为lasprofesoras——但一旦你往里面添加了一名男教师，这群人突然就变成losprofesores②。这就是默认男性的力量。

在性别屈折语言中，通用阳性词仍然普遍存在。招聘广告，尤其是招聘领导职位的广告，通常还是以男性形式发布的。[30]奥地利最近对领导职位招聘广告中的语言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化”和“性别平等”（同时使用男性和女性用语）语言的比例为27比1。[31]欧洲议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且从2008年起就开始建议，在使用性别屈折语言的招聘广告结尾加上“（男女）”。他们的想法是，提示女性的存在，会让通用阳性用语显得更“公平”。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没有数据支持。研究人员实际测试了它的影响，发现通用阳性词本身的排斥性影响并未发生变化——这说明了收集数据之后再制定政策的重要性。[32]

这些关于语言的争论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影响吗？可以说，有影响。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分析发现，使用了性别屈折语言、几乎每句话都带有强烈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的国家，在性别方面是最不平等的。[33]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反转：使用无性别语言的国家（如匈牙利和芬兰）倒也不是最平等的。相反，这一荣誉属于第三类国家，也就是使用英语等“自然性别语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允许标记性别［女教师（femaleteacher），男护士（malenurse）］，但一般不将其编入单词本身。该研究的作者认为，如果你不以任何方式标记性别，哪怕强调“世界上存在女性”，也无法“纠正”语言中隐藏的偏见。简而言之：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人们很容易认为，语言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只是旧时代的遗留物，事实并非如此。表情符号（emoji）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语言”，[34]全世界90%以上的网民使用表情符号。[35]这种符号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使用得最频繁：[36]78%的女性经常使用，相比之下，男性的使用率为60%。[37]然而离奇的是，直到2016年，表情符号的世界里全是男性形象。

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表情符号是由一个名字很响亮的组织——“统一码联盟”挑选出来的。该联盟总部位于硅谷，旨在共同确保统一的国际软件标准。如果统一码联盟决定将某个特定的表情符号（比如“间谍”）添加到当前的数据库中，他们将决定应该使用哪些代码。每个手机制造商（或者推特和脸书等平台）都会基于自身对“间谍”的解读，设计不同的形象，但都使用相同的代码。因此当用户跨平台通信时，基本上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一张长着心形眼睛的脸，在别处看起来也是有心形眼睛的脸。

历史上，统一码联盟并没有明确规定大多数表情符号的性别。在大多数平台上，最初出现的一个跑步的男性形象，不叫“男性跑步者”，而是叫“跑步者”。同样，统一码联盟也将最初出现的警察符号描述为中性的“警察”，而不是“男警察”。是各个平台将这些中性词解释为男性。

2016年，统一码联盟决定做些改变。他们放弃了之前“中性”的性别立场，决定赋予所有表示人物的表情符号以明确的性别。[38]因此，统一码联盟不再用此前通用的“男性跑步者”形象来代表“跑步者”，而是分别发布了明显为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跑步者代码。现在所有的职业和运动员都可以选择男性或女性。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意义重大。

抨击手机制造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性别歧视（我们将在后文中读到，他们确实如此，尽管经常是无意之举）很容易，但事实是，即使他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中性”的跑步者形象，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把它看作男性，因为除非明确标注为女性，我们会将大多数东西都理解为男性。因此，我们当然希望愤怒的语法学家承认，说“他和她”（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她和他”）而不仅仅说“他”，可能不是他们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摆脱通用阳性词只成功了一半：男性偏见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真正的中性词都被解读为男性。

2015年，一项研究从2014年的人机交互论文中找出了最常用来指代人的5个单词，发现它们显然都是中性的：用户（user）、参与者（participant）、人（person）、设计师（designer）和研究人员（researcher）。[39]干得好啊，人机交互学者！但这里（当然）有一个陷阱。参与研究的人被要求花10秒钟思考其中一个单词，然后画出它的图像，这时，这些明显中性的单词被描绘为男性或女性，但比例并不相等。对于男性参与者来说，5个单词里，只有“设计师”被解读为男性的比例低于80%（但也仍接近70%）；他们更有可能将“研究人员”描述为没有性别，而不是女性。女性的性别偏见稍微少一些，但总体上仍倾向于将中性词解读为男性，只有在描绘“人”和“参与者”两个词的图像中，性别比例大约为50比50（而约有80%的男性参与者将这2个词解读为男人）。

这一发现相当令人沮丧，但符合几十年来“画个科学家”的研究数据，在这类研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将科学家画成男人（这种偏见一直很极端，所以当最近的一篇论文发现，现在有28%的儿童将科学家画成女人时，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击节相庆，视之为巨大的进步）。[40]它也符合2008年的一项研究结果，这或许更令人不安：巴基斯坦的学生（年龄在9岁到10岁之间）被要求画一张关于“我们”的图像[41]，几乎没有女学生画女人，也没有男学生画。

我们甚至不允许非人类逃脱我们的认知，即这个世界主要由男性构成：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通过使用女性代词，提示参与者将中性的毛绒动物视为女性，但绝大多数的儿童、家长和看护者仍然称这种动物为“他”。[42]该项研究发现，只有在动物“超级女性化”的时候，才会有“接近一半的参与者称其为‘她’而不是‘他’”。

公平地说，这个假设并非完全不合理：通常情况下，它确实是“他”。2007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在25439个儿童电视角色中，只有13%的非人类角色是女性（女性人类角色的比例稍好一些，但仍然只有32%）。[43]一项电影分析发现，在1990年至2005年间上映的G级片（适合儿童观看）中，会说话的角色中只有28%是女性——而在群众演员的场景中，女性角色仅占17%，这也许更能说明默认人类为男性的情况。[44]

男性不仅拥有更多角色，出现在银幕上的时间也是女性的两倍——如果这部电影和大部分电影一样，是由男性领衔主演，那么，他们的出场时间会达到女性的近3倍。[45]只有当主角是女性时，男性和女性出现的频率才大体一样（而不是你想的那样，由女性占据大部分银幕时间）。男性的台词也更多，总的来说是女性的2倍；在由男性主演的电影中，是女性的3倍；在男女联合主演的电影中，仍然是女性的近2倍。同样，只有在少数几部由女性领衔主演的电影中，男女角色才能获得同等的银幕时间。

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电影和电视中。它无处不在。

不平衡表现在雕像上：当我清点英国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协会数据库中的所有雕像时，我发现名为约翰的男性雕像比有名有姓的女性非王室历史人物雕像加起来还要多（如果算上王室成员，女性人物的数量倒是能堪堪压倒这些约翰们，但也只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为自己立像，对她的这种热情，我只能勉强表示尊重）。

不平衡也表现在钞票上：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他们要把纸币上的唯一一位女性历史人物换成一位男性（我发起了一场运动，成功击退了这个计划，类似的运动也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出现过）。[46]

不平衡还表现在新闻媒体上：自1995年以来，全球媒体监测项目每过5年就会评估一次全球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对女性的描写。2015年的最新一期报告发现：“在人们从报纸、电视和广播新闻中读到、看到和听到的人物当中，女性只占24%，与2010年的比例完全相同。”[47]

甚至学校的教科书里也有这种偏见。多项跨度长达30年的研究分析了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的语言和语法教科书，结果发现，男性在例句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女性（平均约为3比1）。[48]美国一项研究分析了1960年至1990年间出版的18本广泛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有名字的男性照片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有名字的女性照片，约为18到100倍不等，而索引中的名字只有9%是女性（在其中一本教科书的2002年版中，这个比例仍旧未变）。[49]还有更近期的研究，2017年，一项针对10本政治学入门教科书的分析发现，平均每篇文章中只有10.8%的页面涉及女性（有些文章甚至低至5.3%）。[50]在最近对亚美尼亚、马拉维、巴基斯坦、南非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进行分析时，也发现了同样程度的男性偏见。[51]

这种男性形象的文化偏见是如此普遍，所以当经典科幻动作系列游戏《大都会》的主创人员想要给玩家带来惊喜时，也诉诸这种偏见。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们好奇什么才能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于是聊到了摘掉（主角）萨姆斯的头盔。然后有人说：‘如果萨姆斯是个女人，肯定会把大家惊呆！’”[52]为了确保所有玩家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还让她穿上粉色比基尼，摆出翘起臀部的姿势。

《大都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游戏界的异类。尽管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53]发现，美国玩电子游戏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当，但在2016年E3（全球最大的年度游戏博览会）新闻发布会重点推介的游戏中，只有3.3%的游戏由女性担任主角。[54]这个数据实际上低于2015年，根据视频博客“女权频率”统计，当时还有9%。[55]就算游戏中出现了女性的可玩角色，她们往往也只是被视为第二特征。在2015年的E3展上，《辐射4》的导演托德·霍华德演示了在男性和女性可玩角色之间切换是多么容易——只是在演示的其余部分又切换回了男性版本。[56]正如“女权频率”在发布2016年E3展会数据时评论的那样：“主角被默认为男性。”[57]

这种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文化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被视为，嗯，小众的。正因为男性如此普遍，当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把她的文学课命名为“白人男性作家”时，她竟然上了报纸头条，而众多关于“女性作家”的课程却无人关注。[58]

因为男性是普遍的（而女性属于小众），一部关于英国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电影被痛斥为“极度与世隔绝”，只因它没有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卫报》也不例外）——遗憾的是，这恰恰证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的一项观察（“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涉及战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妇女在客厅里的感受。”）在今日仍然切题。[59]这就是为什么V.S.奈保尔批评简·奥斯汀的写作“狭隘”，可是与此同时，没人指望《华尔街之狼》触及海湾战争，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在其六卷本的自传中没有书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引用超过一位女作家），却能获得《纽约客》的盛赞，称他表达了“普适性的焦虑”。

这就是为什么在维基百科上，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页面说的是男子国家足球队，而女队的页面被称为英格兰女子国家足球队；也是为什么2013年维基百科将作家分为“美国小说家”和“美国女性小说家”。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一项针对多语种维基百科的研究发现，关于女性的文章中包含了“妇女”“女性”或“女士”等词，而关于男性的文章中却没有“男人”“阳性”或“绅士”（因为男性不言而喻）等词。[60]

我们把14世纪到17世纪划归为“文艺复兴”时期，但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指出，它并不是女性的文艺复兴，因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排除在智识和艺术生活之外。我们称18世纪为“启蒙运动”时期，但是，它虽然可能扩大了“男性的权利”，却“收紧了女性的权利，她们被剥夺了对财产和收入的控制，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之外”。我们认为古希腊是民主的摇篮，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明确禁止投票。

2013年，英国网球运动员安迪·穆雷赢得温布尔登网球赛冠军，因而被媒体赞颂为结束了英国“77年的等待”，但实际上弗吉尼亚·韦德在1977年就赢得了温网的女子单打冠军。3年后，一位体育记者告诉穆雷，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赢得2枚奥运网球金牌的人”（穆雷准确地回答：“维纳斯和塞雷娜各获得了4枚金牌。”）。[61]在美国，人们公认本国足球队从未拿过世界杯冠军，连决赛都没进过——但其实她们进过。美国的国家女子足球队赢得过4次世界杯冠军。[62]

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人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尝试，想要消除这种无情的男性文化偏见，但他们往往会遭遇敌意。当雷神托尔被漫威漫画公司重新塑造成一个女人时，[63]粉丝都很反感——但正如《连线》杂志指出，当雷神被画成一只青蛙的时候，“没有人发出一声惊呼”。[64]当《星球大战》系列连续推出两部由女性担纲主角的电影时，愤怒的吼声在男人的世界里回荡。[65]《神秘博士》是英国播出时间最长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科幻剧讲述了一个会变形的外星人周期性地重生为新的身体，它的前12个化身都是男性。但在2017年，“博士”第一次变成了女性。作为回应，前博士彼得·戴维森“质疑”让一名女性出演《神秘博士》是否明智。[66]他更喜欢把博士称为“男孩”，并为“失去了一个男孩的榜样”而感到惋惜。愤怒的男人们在推特上呼吁抵制该剧，谴责这一决定是在标榜“政治正确”和“自由主义”。[67]

科林·贝克饰演彼得·戴维森重生后的身体，他不同意自己的前任。他认为，男孩“已经拥有一个榜样50年了”，而且要成为别人的榜样，非得和对方同一个性别才行吗？“你难道就不能成为人类的榜样吗？”不尽然，科林，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类”往往被解读为男性。无论如何，虽然有证据表明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男性作为榜样，但男性不会接受女性。女人会买关于男人的书，但男人不会买女人写的书和写女人的书（至少不会买很多）。[68]2014年，冒险类电子游戏系列《刺客信条》宣布，玩家无法在新的多人合作模式中扮演女性刺客，一些男性玩家对此感到满意。[69]他们认为，如果是扮演女性角色，那还不如不玩。

记者萨拉·迪特姆不想花时间来讨论这种问题。“得了吧，”她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斥责道，“你在游戏中扮演过蓝色的刺猬、生化机械改造的太空海军，还有可怕的驯龙者。女人成为主角，拥有内心生活和活跃天性，怎么就如此超越你的想象？”[70]理论上讲，迪特姆当然没错。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总该比想象成一只蓝色的刺猬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她也错了，因为蓝刺猬和男性玩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相似之处，甚至比物种排列更重要，那就是刺猬索尼克是雄性。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不是粉色的，他的头发上没有蝴蝶结，他不傻笑。他是标准的、无标记的性别，而不是非典型的性别。

引入女性所激起的负面反应，在文化界随处可见。2013年，我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在英国纸币的背面保留一位女性历史人物。一些男人显然愤怒到极点，甚至到了不惜以强奸、残害和死亡来威胁我的程度。当然，并不是所有不喜欢这场运动的男人都做得如此过火，但即便是在比较有分寸的回应中，我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不公。我记得有一个男人告诫我说：“但现在已经到处都是女人了！”考虑到我费了好大劲只是想争取将仅仅一个女性形象印到纸币上，他的说法显然不成立，但他的观点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这些男人觉得，哪怕有少许女性代表，也是不公平的。在他们看来，竞争环境已经很公平了，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阵容只是在客观上反映了他们的优势。

在他们做出让步之前，英国央行同样基于精英主义的论点，为纸币人物全部由男性组成提出了辩护：他们表示，历史人物是根据“客观选择标准”挑选出来的。要加入“我们历史上关键人物”的“崇高名单”，一个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拥有广泛的知名度；有优秀的艺术作品；没有争议；并且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持久贡献，并带来持久利益”。读了这些主观的价值评定标准后，我终于明白这家银行的钞票上为何会出现五位白人男性：历史上的性别数据缺口意味着，女性满足这些“客观”标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71]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姐姐范妮·亨塞尔的六首作品，2010年，另一份之前被认为属于他的手稿也被证实出自亨塞尔之手。[72]多年来，古典文学学者一直认为，罗马诗人索皮西娅不可能写出那些署了她名字的诗句——它们未免太好了，更不用说还很淫靡。[73]朱迪思·莱斯特是最早获准加入艺术家协会的荷兰女性之一，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在1660年去世后，她的名字被抹去，作品被归到丈夫名下。2017年，19世纪的艺术家卡罗琳·路易莎·戴利的新画作被发现——它们之前被归给了多名男性，其中一人甚至不是艺术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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