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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第2页）

出行规划方面的性别数据缺口由来已久，虽然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主要由男性构成的规划人员没有意识到女性可能有不同的需求，但还有另一个不太说得过去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认为女性更难把握。“女性的出行模式要复杂得多。”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解释说，她曾设计过一项调查来计量女性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而且总的来说，交通部门对女性的“非典型”出行习惯不感兴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学教授阿娜斯塔西娅·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营商认为每个人的需求都是普遍的。男人，女人，一切都是一样的。可这完全不是事实，”她带着愠怒笑道，“跟女性乘客聊聊就会知道，她们能提出一大堆截然不同的需求，而这些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更糟糕的是，交通部门未能按性别区分他们所掌握的数据，这加剧了现有的性别数据缺口。由英国政府交通运输部编制的年度交通统计报告[37]只纳入了一项分性别的数据（关于不同性别的驾驶考试通过率——在2015至2016年度，44%的女性通过了考试，而男性为51%），以及一个链接，通过该链接能看到政府网站上一份关于性别和步行的报告。该报告对公交或铁路使用者的性别分类只字未提，而这些信息对于规划一个可恰当服务于所有用户的交通系统至关重要。

印度的公共交通机构也没有将数据按性别区分，[38]而欧盟最近的一份报告哀叹具有性别意识的交通数据太少，称“大多数欧洲国家没有定期收集这类数据”。[39]和英国一样，美国的交通统计年报只提到两次女性：一次是关于驾照，一次是关于步行。[40]不过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在两次提及女性时甚至没有采用实用统计数据，而只是泛泛而谈。

一个更隐蔽的数据缺口存在于世界各地运输机构呈现数据的方式中。总的来说，所有以有偿工作为目的的出行都被归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但照护工作被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其中一些类别，比如“购物”，与休闲根本没有区分开来。这没有考虑性别差异。当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在马德里收集与照护相关的出行数据时，她发现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与以工作为目的的出行几乎次数相同。当进一步通过区分性别提炼数据时，她发现照护是“女性出行中最重要的目的，就像工作是男性出行的主要目的一样”。她认为，如果所有的出行调查都这样做，规划者将被迫像对待通勤一样认真对待照护出行。

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警告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开始设计既为男性服务又为女性服务的交通系统，那么仅仅孤立地设计交通基础设施无济于事，因为女性出行还涉及总体规划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创建“混合用途”的区域。在许多国家，传统的规划模式是将城市合法地划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和工业区等单一用途区域，也即分区制。

分区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城墙两边各自允许做什么），但是直到工业革命，才诞生了那种明确的划分，也即从法律意义上把你生活的地方和你工作的地方分开。而且，由于这种分类过于简化，分区制已经将男性偏见编织进了世界各地的城市架构中。

分区制依据并优先考虑的是异性恋已婚男性的需求，他们养家糊口，早上出门工作，晚上回到郊区的家里休息。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解释说，这正是“该领域大多数决策者个人生活中的现实”，而家主要是让人放松的地方——这种想法“始终都是世界各地规划实践的基础”。[41]

但是，如果对这些决策者来说，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令他们“暂时从有偿劳动中解脱出来”，那么它在大多数妇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则远非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从事3倍于男性的无偿照护工作；[42]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这可以进一步细分为2倍的儿童保育时间和4倍的家务劳动时间。[43]世界银行发现，在乌干达中部的卡提卜镇，妇女每天花近15个小时做家务、照看孩子、做农活、烧饭、收集柴火和取水，她们每天剩下的休闲时间只有大约30分钟，这也就不足为奇了。[44]相比之下，男性每天做农活的时间比女性少1小时，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时间则可以忽略不计，花在收集柴火和取水上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对他来说，家也许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但对她呢？绝非如此。

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双职工家庭中，异性恋夫妇中的女性最有可能对孩子和年长的亲属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从法律上把家庭与正式工作场所分开，可能会让生活难上加难。她们不得不在公共交通设施匮乏的城市边缘地带陪伴孩子和患病亲属，她们被人遗忘了。事实上，大多数分区法规并没有考虑到女性的生活（甚至许多男性的生活）。

将家定义为休憩场所，是一种懒惰、轻率的想法，其影响很可能相当严重。2009年，巴西推出了一项名为“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简称MCMV）的公共住房计划。该计划是为了帮助那些住房条件不宽裕的人（当时估计有5000万人）。[45]但事情并未按预期发展下去。

人们对巴西棚户区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这里是非常糟糕的贫民区，贫穷、犯罪猖獗、无法无天，帮派在其间逡巡，居民生活在恐惧中。这种刻板印象有几分道理，但对许多棚户区居民来说，事实大不相同——他们住在社区自行建造的公共住房里，只是因为政府未能提供住房。棚户区是根据需求发展起来的，所处位置一般都很方便工作和出行。

MCMV项目建造的综合居民楼却不是这样，它们大多建在西区的边缘地带，2010年，里约热内卢住房部门主管安东尼奥·奥古斯托·韦里西穆将西区描述为“休眠区”，因为那里缺乏就业机会。[46]事实上，韦里西穆并不主张在该地区建造公共住房，他担心这样会催生更多的贫民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还发现，大多数被重新安置的人距其原住所远超市政法律所允许的7公里。[47]

42岁的路易莎原来住的棚户区位于里约热内卢富裕的南区，这里与市中心和北区提供了里约大部分的工作机会。她告诉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一名研究人员：“我走出家门，实际上就已经在工作了。交通四通八达，我不用走几里路去公交车站。”[48]她现在住在大坎普的MCMV公寓里，此地位于里约热内卢欠发达的西区，离她原本的家有50多公里。

由于附近没有工作机会，居民只能花3个小时前往北区和市中心地区，他们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说得好听点，是较为有限。60%以上的新住房距离最近的火车或地铁站需要步行30分钟。[49]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人得不到合乎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女性受的影响尤其大，因为里约热内卢也顺应全球趋势，由男性主导汽车所有权：71%的汽车为男性所有，男性驾车出行的可能性是女性的2倍。[50]

妇女之所以受影响特别大，还因为她们的照护工作是无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人员梅丽莎·费尔南德斯·阿里戈蒂亚告诉我，她采访过的一名女性在刚得知自己必须搬到MCMV综合居民楼时，感到非常恐慌。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又怀孕了，之所以现在还能工作，全是靠她妈妈帮忙照看小孩。搬到离母亲和工作地点70公里以外的地方，意味着她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住工作。而在新的MCMV里，儿童保育设施几乎“完全没有翻新或者扩建以惠及新住户”。[51]

政府的新综合居民楼设计加剧了托儿服务不足的问题。公寓本身是为传统的核心家庭①设计的，但核心家庭绝非棚户区的标准家庭单元模式。驻里约热内卢的城市规划专家特雷莎·威廉姆森博士说：“随便走进一个棚户区人家，这家人要不是三代同堂，那才真叫罕见。”她补充说，她“从未见过一个老年人独自住在棚户区里”。阿里戈蒂亚遇到的情况类似，她采访的大多数家庭里都有一位单身母亲，通常和孩子、上了年纪的父亲或母亲同住。但这些住宅单元“非常小”，其标准化设计“根本无法应对家庭潜在的多样性”，产生的副作用之一是新住宅区的设计无法兼容数代人混居棚户区时常见的托儿方式。

至于MCMV居民楼的公共空间，或多或少只考虑到了“巨型停车场”，尽管这里人有车的没几个，此外，“游乐场维护得非常差”，用的都是些廉价器材，所以用不到几个月就成了一堆破烂（而且再没有更换）。这些居民楼的设计似乎只考虑到了隐私，而不是社区。威廉姆森解释说，住在棚户区时，“你的孩子到了一定年纪甚至不需要有人专门照看，因为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对于那些习惯了这种亲密关系的家庭来说，新式居民楼往往令他们感受到孤立和对犯罪的恐惧。结果是“孩子们不怎么出去了，他们待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且“突然之间，妇女需要用一种在棚户区时不常有的方式来照看她们的孩子”。突然之间，她们需要托儿服务了。但她们根本得不到。

这甚至不是资源的问题。这是优先事项的问题。在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前，巴西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钱是有的，只是花在了其他地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引用了一项研究，发现新的快速公交专用道往往通向奥运设施所在的特权区域，使得“较贫困地区和市区之间的公共交通问题（……）无人问津”。[52]此外，据当地居民说，政府重新安置的重点似乎不是帮助那些需要改善住房的人，而是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建设让路。

于是女人为此付出代价。居民克里斯汀·桑托斯在搬去大坎普的MCMV“食籽雀花园”居民楼后，丢了她在新伊瓜苏一个市场里的工作。“我得倒三趟车。”她解释说。[53]另一位妇女每天上下班要花上6个小时，精疲力竭之下出了车祸，险些丧命。[54]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妇女开始在她们的新家开店，卖饮料和午餐盒饭、给人剪头发。她们明知这样做等于是在藐视分区法规，很可能会害得自己被赶走，却又不得不这么做。而在棚户区，你可以把你的家变成你的工作场所，因为那里不存在分区法规：从技术上来说，整个地区都是非法的。但政府的公共住房并非如此，作为住宅区，在家里做生意是被严格禁止的。

所以总体来说，巴西政府让女性远离了正式的工作场所（实际上那也是非正式的工作场所：在巴西720万名家政工人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却不给她们提供合适的公共交通，也完全不提供儿童保育服务。[55]这么做实际上是强迫妇女把她们的家变成工作场所，因为这是她们手头仅有的选项。但政府早已把这视作非法。

公共住房不一定非得如此：还有另一种方案值得考虑。伊娃·凯尔说，在1993年，维也纳的政府官员决定建造一个新的住宅区，他们首先界定了“该空间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寻找满足这些需求的技术解决方案。[56]这意味着收集数据，特别是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因为这个住宅区的服务对象是妇女。

奥地利国家统计局当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比男性多。[57]（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数据，奥地利女性无偿工作的时间是男性的2倍，在有偿和无偿工作中付出的总时间也更长。）[58]凯尔解释说，因此，官员设计了“女性工作城市I期”——之后还有II期和III期，以满足妇女在照护方面的需求。

凯尔说，首先地点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就是为了便于妇女履行看护责任。该小区紧邻一个电车站，小区里有一所幼儿园，而且附近有好几所学校，所以孩子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自己出门（桑切斯·迪马达里亚加告诉我，占据妇女时间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陪孩子上学、看医生和参加课外活动”）。小区里设有一间医生诊所、一家药房和其他商店的商业空间，附近还有一座大型超市。它将多功能设计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女性工作城市I期的设计更像是一个精心营造的棚户区。它将社区和共享空间放在首位。彼此相连的建筑围绕着一连串的共享庭院（配有绿地和儿童游戏场所），每层最多有4个单元，从任何单元都可以看到这些庭院。同时，户外可见的透明楼梯井、公共空间的高亮度照明、只有通过公寓才能到达的明亮的停车场，都是为了提升安全感而设计的。[59]维也纳的另一个住宅区（无车模范定居点）则完全不设停车位，绕过了每套新公寓需配有一个停车位的分区规则。[60]相反，他们把钱花在公共房间和额外的娱乐区上。该住宅项目并不是专门针对女性的，但考虑到女性开车的可能性较低，而且比男性更有可能照顾孩子，其结果是满足了女性的住房和照护需求。

女性工作城市I期公寓在内部开放式的平面设计方面，也考虑到了照护工作。厨房位于每一套公寓的中心，站在这里，屋里的其余部分一览无余，也与俯瞰外部庭院的设计相映成趣。这不仅能让女性在厨房劳作的同时还能捎带照看孩子，而且把家务放在了房子的中心位置：这对“家务完全是女性的责任”的观念构成了微妙的挑战。这与费城一位地方官员的经历构成了鲜明对比——她说，她不得不反复追问那些把厨房建在三楼却没有装电梯的开发商：“把买的食品杂货和婴儿车搬到三楼，你自己愿意干这个活儿吗？”[61]

***

①核心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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