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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有小便池的中性厕所（第2页）

城市规划学教授瓦尼娅·切卡托在学术期刊《预防犯罪与社区安全》2017年特刊的后记中写道：“本期特刊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例外地传递了同样的信息：针对出行妇女的性犯罪（凝视、碰触、摸索、射精、暴露生殖器和完整强奸）是一种被严重漏报的罪行。”[61]

女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愿报案。其中一些原因是社会性的：有损名誉、羞耻感、担心自己受指责或者不被相信。当局对此无能为力。改变必须来自社会本身。但有很多更平淡无奇、更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女性同样没有告发过。

首先，女性往往不确定“什么是性骚扰，同时害怕当局的反应”。[62]假设她们确实意识到正在发生错误的事，她们也经常不知道应该报告给谁。[63]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64]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些确实曾经告发性骚扰的女性都经历了什么。

2017年，一名英国女子发推特讲述了自己在公交车上的遭遇，她告发了一名性骚扰她的男子。[65]司机先是问她希望他拿那个人怎么办，然后评论道：“你是个漂亮姑娘，你能指望他怎样呢？”一名26岁的女性在新德里乘坐公交车时有过类似经历：“当时是晚上9点左右。站在我后面的那个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触碰我。我大叫一声，揪住那家伙的衣领。我也让司机停车。但我被告知得下车自己解决，不然会害其他乘客迟到。”[66]

莎拉·海沃德在我住的那个区担任过伦敦市地方议员，她也曾因为害怕被驳回而没有报警。“大概是在22岁那年，我在拥挤的地铁上感到有人触碰我的私处。实在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当时那种极其恐惧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就算我说了什么，别人也只会觉得是地铁太挤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铁爆满很可能是导致她遭遇此事的一个因素：现有数据表明，出行高峰时段与性骚扰高峰时段重合。[67]海沃德告诉我，她至今仍然尽量“避免在高峰时段搭乘地铁”。

缺乏性侵告发程序也是一个问题。2016年，Slate网络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达纳·T的故事：在从美国去德国的飞机上，她从沉睡中醒来，发现一只手正在用力挤压她的胸部。[68]正是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干的。她通知了机组人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她坐回去。最后，他们给了她一个商务舱的座位。虽然许多机组成员都很同情她，但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着陆后，这名男子下了飞机，就这么走了。2017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时，一名女乘客发现坐在旁边的男人在自慰，但机组人员拒绝为她调换座位。[69]

交通部门的员工从上到下都由男性主导，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70]当卢凯图-西德里斯想了解美国交通运输机构如何解决女性在公共交通上的安全问题时，她发现了性别数据缺口。她只找到了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没有关注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而且考虑到“9·11”后交通安全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两篇论文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忽略。还有一篇较新近的论文，发表于2005年，但它主要关注美国运输机构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反应，“完全没有调查女性的担忧或她们具体的安全需求”。

所以卢凯图-西德里斯决定自行调查。在她所调查的、以男性为主的员工那里，她遭遇了一些抵触。一家机构的男性首席运营官回答她说：“你是在假设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不那么安全。”另一家公司的男性安保经理坚称：“安保问题和相关顾虑与性别无关。”另一位（男性）安保官员反驳了性别规划的必要性，理由是“我们系统的统计数据并未表明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而这恰恰是性别数据缺口带来危害的明证。

一旦承认了问题，交通规划者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设计解决方案。在回应卢凯图-西德里斯调查的131家运输机构（占美国所有大中型运输运营商的半数以上）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运输机构确实应该采取措施”，只有3家机构真的付诸行动。卢凯图-西德里斯还发现，“女性乘客的安全需求和期望值，与运输机构采用的策略类型及其位置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长期以来，有关女性在交通环境中的安全数据和研究都是不足的。

她调查的大多数机构都在大巴上设置了安全措施：80%安装了监控摄像头；76%设置了紧急求救警报；73%有公共广播系统。但绝大多数机构既没有也不打算在公交站台安装安全设施。这与女性真正想要的恰恰相反：比起乘坐公交车，她们更有可能害怕在黑暗的公交车站等车。事实上，她们有这种感觉是对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车站或附近遭遇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在汽车上的3倍多。[71]

交通运输机构安装的安全设施类型也很重要——而且这方面同样存在不匹配。监控探头对性骚扰到底有何影响，相关数据少之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反复发现，女性对监控探头的用处深感怀疑，相比拐角处一盏闪烁的灯（可能会有人在几公里外监视，也可能没有），她们更喜欢看到售票员或保安的身影（即预防措施）。[72]有趣的是，男性更喜欢技术手段而非保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遭遇的犯罪类型较少与人身侵犯有关。[73]

如果雇用全职保安成本过高（尽管从提高女性公交使用率的角度来说，这么做仍是值得的），也还有很多更便宜的解决方案可选择。[74]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波特兰市的公交车站装了电子时刻表，这样你就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了”，有了这个设备，万一下一班车还要半小时才到，女乘客可能就不会在黑灯瞎火里继续苦等下去了。而我听说这被视为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说实话，我感到震惊——在伦敦，没有安装电子时刻表的公交车站反而相当少见。

还有其他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75]包括透明的公交候车亭，能保证更好的视野，以及增加照明——而且不仅要在公交车站和地铁站安装，通往站点的路上也需要。[76]公交车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卢凯图-西德里斯说：“有时候，正对面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建筑，那么挪动一下公交车站的位置——哪怕只是沿着街区往前或往后挪几英尺”，也会非常有用。我个人最喜欢的办法是为搭乘夜班车的女性，在各个正规车站之间设立招手即停站点：尽管在公交乘客中女性占了大多数，但说到夜班车，她们则属于少数派，虽然没有数据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但根据我们已有的数据来判断，似乎可以认为：因为她们感觉不安全。[77]

对交通规划者来说，好消息是，除了增加保安人员和照明，这些措施都不是特别费钱。卢凯图-西德里斯在洛杉矶进行的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的公交车站是性犯罪的重点区域，也就是说，重点关注问题区域，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成本。[78]每个交通管理部门所需要的只是掌握自己的数据——以及收集数据的意愿。但他们恰恰缺乏这种意愿。卢凯图-西德里斯告诉我，在美国，交通运输相关部门收集数据“得不到联邦政府的补助”。“法律并没有要求他们收集数据，所以他们就不收集。”她不相信他们没钱，觉得这只是“借口”。

在印度（2014年，德里公交系统对女性而言的危险程度排在全球第四位），自“德里轮奸案”后，女性开始自行收集数据。[79]这起登上全球各地头条新闻的袭击事件发生在2012年12月16日晚9点，地点在德里南部。23岁的理疗专业学生乔蒂·辛格和她的男性朋友阿瓦尼德拉·潘迪刚在电影院看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打算搭乘在德里很常见的私营巴士。[80]他们打算回家——却永远未能到家。6个男人用一根生锈的铁棒狂殴他俩，然后轮奸了辛格。这次攻击（包括将金属棒插入她体内）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手段极其残忍，导致她的结肠穿孔。[81]最后，6名强奸犯精疲力竭，把已经半昏迷的两人扔在距其上车点8公里远的路边。[82]13天后，辛格因伤去世。第二年，3名女性建立了名为“安全城市”（Safecity）的开放地图平台，[83]女性可以在上面报告自己被骚扰的地点、日期、时间和经过，“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此类事件发生的‘重点区域’”。目前为止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偷摸身体是最常见的骚扰类型——甚至比吹口哨还要频繁——而且最有可能发生在公交车上（可能是因为车子太挤了）。

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当然很受欢迎，但它们不足以替代由专业研究人员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而且不仅限于交通，城市规划的所有领域都严重缺乏这类数据。《卫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设计“为女性、而不仅仅是为男性服务”的城市，文章警告说，“追踪和分析性别趋势的城市数据集（datasets）十分有限，因此很难制订顾及女性需要的基础设施方案”。[84]即使我们开始收集数据，也不能保证会无限期地做下去：2008年，英国建立了一个性别和建筑研究数据库；2012年，这个“性别网站”就因资金短缺而关闭。[85]当我们在城市设计中没有收集，尤其是没有使用按性别分类的数据时，对男性的偏袒就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虽然可能只是无心之过。

大多数去健身房的女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进入自由举重区之前，她们会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空间里大多数是男性，而自己会被他们看作讨厌鬼和怪人。是的，严格说来，你是可以直接走进去，但你需要先扫清大多数男人根本不会面对的、额外的心理障碍，而且你需要拥有一种特别的自信，才不会被它所困。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愿意迈出那一步。在我们本地公园的户外健身场所也是一样；如果那里全是男人，我常常就直接放弃了，我不喜欢那些在所难免的凝视，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属于那里。

对于这种抱怨，一些人不可避免的反应是，告诫女人不要再做娇弱的花朵——或者让女权主义者不要再把女人描绘成娇弱的花朵。当然，有些女性并不介意健身房里男人们色眯眯的注视和装腔作势。但是，女性回避这些场所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当女性冒险进入本应不分性别、人人共享的锻炼空间时，男性会表现出相当大的敌意。[86]因此，就像交通环境一样，健身房也往往是一种典型的假装平等开放、实则偏向男性的公共空间。

好消息是，这种男性偏见可以通过设计来消除，而且一些数据收集工作已经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维也纳当地官员的研究发现，从10岁开始，女孩在公园和公共游乐场的活动“明显减少”。[87]但是，市政府官员并没有简单地耸耸肩，认定这些女孩只是需要强硬一点，而是怀疑公园的设计有问题。所以他们规划了一些试点项目，并开始收集数据。

他们的发现很能说明问题。结果表明，单一的大型开放空间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会迫使女孩与男孩争夺空间。而女孩没有信心和男孩竞争（这是社会制约使然），于是索性把空间让给男孩。但是，当他们把公园进一步划分成多个更小的区域，女孩参加活动的下跌趋势就发生了扭转。他们还考虑到了公园的运动设施。最初，这些空间用铁丝网围起来，只留一个入口，而男孩经常在入口附近扎堆。女孩们不愿穿过男生的人墙，所以根本就不进去。维也纳版的莱斯利·诺普③、该市公园管理部门的克劳迪娅·普林斯-勃兰登堡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把入口拓宽，多做几个入口。[88]他们也像划分草地一样细分了运动场地。正式运动——比如篮球，依然有单独的活动场所；但现在也有了更多的非正式活动空间——女孩更有可能参加这些活动。这都是些细微的变化——但它们确实起了作用。一年后，公园里不仅有更多的女孩，“非正式活动”的数量也增加了。现在维也纳所有的新公园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

瑞典马尔默市发现类似的男性偏见存在于他们长期以来规划“青少年”城市复兴的方式中。通常的重建步骤是为溜冰、爬山和绘画涂鸦创造空间。[89]问题是，参加这些活动的并不是“青少年”这个整体，而几乎全是男孩。在使用该市为青少年设计的休闲场所和设施的总人数中，女孩仅占10%至20%。这一次，官员们也没有仅仅耸耸肩，认为女孩不愿使用这些空间是她们自己的问题，而是转而收集数据。

2010年，在开始下一个复兴项目（将停车场改造成休闲区）之前，市政府官员先征询了女孩们想要什么。[90]结果，他们设计出光线充足的区域，像维也纳的公园一样，在不同的楼层分割出了不同大小的空间。[91]参与该项目的马尔默交通部门官员克里斯蒂安·里塞博告诉我，后来，他们“又开发了两个面向女孩和年轻女性的空间”。

这种具有性别意识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女孩，还有利于公共财政。在瑞典哥德堡市，每年大约有8000万克朗被分配给体育俱乐部和协会。当然，发放资金的目的是让每个人平等受益。但当市政官员检查数据时，他们发现事与愿违。[92]大部分资金被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而这些运动以男孩为主。在44项运动中，有36项的主要受益者是男生。总的来说，哥德堡体育项目在男孩身上的总花费比女孩多了1500万克朗。这不仅意味着女孩们的体育运动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拨款，还意味着她们在从事这些运动时不得不自筹经费。如果女孩们筹不到钱，就只好干脆放弃运动。

对女孩的体育项目投资不足，导致女孩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想必大部分读者都不会对这份报告的结论感到惊讶。但更可能让人意外的是——对女童运动进行投资，可以减少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病人及其造成的健康损失。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年轻人的骨密度，降低日后罹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研究表明，年轻女孩在青春期前开始锻炼尤为重要。

哥德堡每年因跌倒造成的骨折预计有1000例（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总体治疗费用约为1.5亿瑞典克朗，其中女性花费达1.1亿克朗以上。报告的结论是，“如果该市增拨1500万瑞典克朗支持女童的体育运动，将因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发生可能性减少14%，那么这项投资就能收回成本。”

当规划者未能考虑到性别时，公共空间就被默认为男性空间。事实上，全球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全球一半的人口每天都要面对这种性威胁。全球所有人口都需要得到目前主要由女性无偿提供的照顾。这些都不是小众问题，如果公共空间真的要做到适合所有人，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另一半人的生活。如其所示，这不仅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规划城市时考虑到女性的照护责任，就可以令女性更易于充分参与有偿劳动——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这是GDP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考虑到女性面临的性暴力，并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如提供足够的男女专用公厕——就能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及其导致的巨大经济成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可以节约资金。当我们在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的设计中考虑到女性的社会参与时，我们就能再一次通过确保女性的长远身心健康而节省资金。

简而言之，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经济的无知。女性有权平等享有公共资源，我们必须停止在设计上排斥女性。

***

①南方世界（GlobalSouth）并非指地理意义上的南半球，而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②每日性别歧视（EverydaySexism）是由英国作家劳拉·贝茨2012年创立的网站，该网站收集和发布来自世界各地的性别歧视实例，被视为第四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开端。Hollaback是一家知名非营利组织，旨在通过培训、宣传、实时举报等形式反对性骚扰。

③莱斯利·诺普，美剧《公园与游憩》中的主角，在剧中饰演公园部门副主任，想将坑洞改造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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