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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妇女权益是人权（第2页）

在2004年的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女性配额从30%增加到50%，女性在韩国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了1倍多。这听起来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毕竟此前的女性占比很低，而且，尽管各党派或多或少地坚持在比例代表制系统中采用性别配额，但在单一成员选区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点上，30%的候选人应该是女性，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女性只占新国家党的7%和民主统合党的10%。如果遵守单一成员选区和比例代表制的配额，韩国议会中女性的比例将达到33.6%左右。而目前女性代表的比例为15.7%。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两种制度在遵守配额方面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简单多数制和单一成员选区选举制度是一种零和游戏。[34]赢家通吃一切。因此尽管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制度下的全女性候选名单是对不公平制度的一种纠正，但在微观层面上，肯定会让人感到不那么公平——尤其是对那些甚至不被允许竞争的特定男性而言。

这是两位被否决的工党候选人——彼得·杰普森和罗杰·戴斯-埃利奥特的观点。1996年，两人向英国工党提起法律诉讼，称全女性候选名单违反了1975年的《反性别歧视法》。我们对男性获得的、无形的积极差别待遇已经有所了解，应该知道这恐怕不是该法案的精神之所在。不过，该法在字面上确实如此，杰普森和戴斯-埃利奥特因此赢得了官司。全女性候选名单在2002年工党政府通过法案恢复之前一度被视为非法。2008年，时任工党副领袖的哈里特·哈曼宣布，该计划将延长至2030年。[35]顺带一提，戴斯-埃利奥特最近在法庭上收到一份限制令，因为他给对手议员的妻子寄了一只死鸟。[36]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政治代表比例最高的国家往往采用比例代表制。[37]考虑到这一点，再去看韩国和瑞典的经验，或许英国妇女与平等委员会不应该首先呼吁实行性别配额制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看到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第一个要求也许应该是全面的选举改革。但增加女性代表人数只是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女性在当选后无法有效地完成工作，那么让她们当选就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情况常常正是如此。

克莱尔·卡斯蒂勒霍是脆弱国家（fragilestates）领域的专家，她写道，妇女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往往受到限制，因为她们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互惠网络之外。[38]如果男人们形成了幕后的利益交换网络（卡斯蒂勒霍警告说，这在后冲突①的环境中尤其常见[39]），并在“女性无法进入的非正式空间”进行实质性的讨论，那么就算妇女能出席正式会谈也没什么助益。[40]

将妇女排除在决策层之外的做法很普遍，其中最有效率的方式之一，便是这个偏向男性的系统排除了基于女性参议员生活经验和观点的性别数据，这个方法仅次于直接排除掉所有女性参选者。在2011年对美国立法者的一项调查中，40%的女性不认同“我的立法机构领导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与立法机构中的女性协商的可能性和与男性协商的可能性一样大”这一说法（有趣的是，只有17%的男性不同意这一说法）。[41]同样，2017年一份关于英国地方政府的报告提到“地方政府内部存在拥有实权的非正式网络”，女性“不太可能参与其中”。[42]

但是，男性政治家们想要排挤女性，不必非得逃到全男性的安全空间。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也确实会采取各种策略来削弱女同事的地位。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打断女性的平均概率是女性打断男性的2倍多。[4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的一场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中，唐纳德·特朗普打断了希拉里·克林顿51次，而希拉里·克林顿打断了他17次。[44]而且不只是特朗普：人们发现记者马特·劳尔（此人后因多次性骚扰指控而被解雇[45]）打断希拉里的次数比他打断特朗普的次数更多。他还“更经常质疑她的言论”，[46]然而希拉里被证实是2018年大选中最诚实的候选人。[47]

另一个伎俩是以屈尊纡贵的姿态对待女性，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2011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工党议员安吉拉·伊格尔的那句“冷静点，亲爱的”。[48]在各国议会联盟2016年关于女性政治家遭遇性别歧视、暴力和骚扰的全球研究中，一名欧洲议会议员说：“如果一个女人在议会中大声说话，人们会用手指指着嘴唇‘嘘’一声，好像把她当小孩看。当男人这么大声说话时，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49]另一位议员指出：“我经常被问及，我想说的话是否非常重要，是否可以忍住不要上台发言，就连党内的男同事也会这么问。”有些策略则更为厚颜无耻。阿富汗国会议员法齐亚·库菲告诉《卫报》，男性同事用恐吓的手段让女议员噤声——当这种方法失败时，“领导层会直接切断我们的麦克风”。[50]

一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某国的国会议员（报告中只列出所在地区，因此女性可以匿名）告诉议会联盟，议长曾向她的一名女同事施压，要求其与之发生性关系，这突显了由单一个人（通常是男性）掌控议会发言时间的隐性性别问题。在这位女同事拒绝后，“他再也没有给她在议会中发言的机会”。一位来自亚洲某国的国会议员解释说：“我在议会的第一个任期，议会当局总是引用男性的发言，在发言时也会优先考虑男性。”

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总结说，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别歧视、骚扰和暴力是一种“不分国界、在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该报告发现，66%的女议员经常遇到男同事的厌女言论，程度从侮辱（“你更适合演色情电影”）到威胁（“她需要被强奸，这样她就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做的”）不等。

政治虐待是一个明显的性别化现象。[51]2016年民主党初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收到的辱骂性推文是伯尼·桑德斯的近2倍。最常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词是bitch（婊子）。Bitch也是关于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的推文中最常见的词语，在2010年到2014年间，她被辱骂的次数是她的政治对手陆克文的近2倍。一名欧洲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曾于4天内在推特上收到500多条强奸威胁信息。[52]另一名妇女收到了她儿子的信息——“他的年龄、就读的学校、班级等——威胁要绑架他”。

有时还不“仅仅”是威胁。在议会联盟调查的女议员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遭受过一种或多种性暴力行为”，三分之一的人目睹过对女同事的性暴力行为。在2010年阿富汗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女性候选人都接到过恐吓电话，[53]该国的一些女议员因此要求24小时的保护。[54]阿富汗议员法齐亚·库菲2014年告诉《卫报》：“我几乎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5]一年后，她的一名女同事死于汽车炸弹袭击——这是阿富汗3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女性政治家的致命袭击。[56]

这种攻击性似乎随着女性政治家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女权圣地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代表人数增加，对女性政治家的敌意也在增加。[57]尤其是来自她们的男性同事的敌意。美国和新西兰的研究[58]表明，随着女性在立法机构中所占比例扩大，男性“在委员会听证会和议会辩论中变得更具攻击性和控制欲”。另一项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国会中女性比例增加（记住，国会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9.4%[59]），女性在其党内获得领导职位的可能性反而更低。[60]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进一步研究[61]表明，女性议员人数众多“与女性所提法案通过率降低和被指派到‘男性化’和‘强势’委员会的机会降低有关”。[62]与此类似，美国的分析发现，将人权问题界定为女性权利问题，会降低男性政治家支持立法的可能性；如果一项人权法案主要是由女性提出，最终会被削弱，各州也不太可能投入资源。[63]看来，民主——涉及女性的民主——已经破产了。

在这种极端心理战的背景下工作，女性的工作能力难免会受到影响。许多妇女告诉议会联盟，她们会限制出差次数，确保在天黑前回家，或只有在有人陪同时才出差。[64]还有一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尤其是在谈论妇女问题时[65]（这些问题往往会招致最多的攻击[66]），有些人甚至完全摒弃了社交媒体，这样一来，她们就自我剥夺了“一个传播和讨论自己观点的阵地”。

其他人则干脆退出。亚洲和拉丁美洲针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暴力行为已经表明，与男性政治家相比，她们更不可能参加连任竞选，也更有可能在任期更短的情况下离职。[67]一位亚洲议员对议会联盟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参与下一届选举，因为我需要考虑不要给家人造成太大伤害。”[68]与此同时，据报道，三分之一的瑞典地方政界女性政治家“因为一些威胁事件而考虑过放弃自己的职位”。[69]

女性政治家所面临的虐待也让女性更不愿意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在一个有抱负的女性领导人参与的项目中，超过75%的成员表示：“在考虑要不要担任公众人物的时候，网上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性暴力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70]在澳大利亚，18至21岁的女性中有60%的人、31岁以上女性中有80%的人表示，媒体对待女性政治家的方式减少了她们竞选公职的可能性。[71]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尼日利亚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人数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在职女性所面临的暴力和骚扰导致的”。[72]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代表人数减少将导致性别数据缺口，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关注妇女需求的立法更难通过。

证据很明显：当今的政治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这意味着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竞争环境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处于劣势。这就是在不考虑性别因素的情况下设计制度的结果。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向前一步》中概述了她在恶劣工作环境中的应对之道：女性要做好准备，奋力向前。当然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不是女性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拥有公众形象的女性，我也遭遇过威胁和虐待。虽然这种观点可能不受欢迎，但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经受住风暴考验的人有责任这么做。威胁来自恐惧。事实上，这是一种由性别数据缺口引发的恐惧：某些男人在充斥着男性声音和男性面孔的文化中长大，他们害怕看到女性夺走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和公共空间。除非我们填补了文化性别数据的缺口，否则这种恐惧不会消失，只有这样，男人在成长过程中才不会再把公共领域理所当然视为他们的地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这一代女性需要经历的磨难，为的是下一代女性不必如此。

这并不是说没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以女性说话时被打断的问题为例。一项对15年来最高法院口头辩论的分析发现：“男人比女人更爱插嘴，而且他们打断女人的次数比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要多得多。”[73]这同样适用于男性律师（女性律师根本不会打断别人说话）和法官，按理说当法官开始发言时，律师应该停止发言。而且与政治领域的情况相似，随着女性的代表人数增加，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

一个个人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告诉女性，被人打断的时候要反击[74]——也许可以让她们练练“礼貌打断”[75]的技巧。但这种表面中性的方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中性的：人们对女人插话的态度完全不同。2017年6月，美国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又名贺锦丽）向含糊其辞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他支支吾吾太多次，于是她打断了他，并要求他正面回答。结果，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两次反过来打断她的话，还警告了她的提问方式。[76]但他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她的同事、参议员罗布·怀登，虽说后者也对塞申斯进行了连珠炮式的追问，但只有哈里斯后来被形容为“歇斯底里”。[77]

问题不在于女人无理取闹。她们知道——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所谓“礼貌地”打断别人，对她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因此，让女性表现得更像男性——就好像男性行为是不分性别的、默认的人类行为——不仅无济于事，还可能造成伤害。相反，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工作环境：既要考虑到男性比女性更爱插嘴，又要考虑到女性的类似行为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工作场所，等级森严的办公室普遍被视作一种过时的、不平等时代的遗留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结构。但是，没有正式等级制度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等级之分。它只意味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含蓄的、极度非平等主义的结构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中白人男性处于顶端，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在争夺剩下的一小块空间。女性领导力培训师盖娜·威廉姆斯解释说，像头脑风暴这类集体讨论方式，“众所周知，对于多元化的表达来说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声音会继续占据主导权。[78]

但是，一些简单的调整，比如监控插嘴[79]行为，或者更正式一点——为每个人分配一定的发言时间，都被证明可以削弱男性在辩论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FX电视台的剧集《盾牌》的制片人格伦·马扎拉就是这么做的：他注意到女性编剧没有在编剧室里畅所欲言——而且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她们的想法也会被人打断。于是他制定了一项编剧们（无论男女）在提想法时任何人不得打断的政策。他说，这很有效，而且“让整个团队更有效率”。[80]

更具野心的路线是彻底改变统治结构：从多数决定转向一致同意②。这已被证明能够促进女性的发言参与度，并缓解她们的少数地位[81]（201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当女性属于“绝大多数”时，她们参与讨论的发言量才会和男性一样多[82]——有趣的是，当女性在群体中占少数时，她们的发言较少，而男性无论在群体中的性别比例如何，发言量都是一样的）。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立法来反对以更极端的方式将妇女的声音排除于权力之外。自2012年以来，玻利维亚已将对当选或担任公职的妇女实施政治暴力定性为刑事犯罪；2016年，他们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有暴力侵害女性背景的人竞选政治职位。

但总体而言，多数国家的表现仿佛说明他们不相信女性政治家会在体制上处于劣势。虽然大多数议会都有其行为准则，但一般侧重于维持“礼仪”——而礼仪是不分性别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官方程序，而且往往是由负责人（通常是男人）来决定性别歧视是否不合礼仪、违反规则。通常他们不会做出不利裁决。一名女议员告诉议会联盟，她在遭受同事的性别侮辱后提出了议事程序问题，但议长拒绝了她的动议。“我无法控制另一个议员对你的看法”，她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英国曾经有一个针对地方政府的性别行为准则，由一个独立机构监督，而该机构有权对议员做停职处分。但在2010年联合政府发起的“官僚作风挑战”之下，这一规定被废除了。现在是各地方当局自行决定制定哪些标准及如何执行。政府的建议中只含糊提到促进“高标准的行为”，对性别歧视则只字未提。[83]目前再没有任何明确的机制可以将有不当行为但又未构成刑事犯罪的议员停职。[84]

毫不奇怪，2017年，福西特协会编写了一份关于地方政府的报告，这家女性慈善机构发现，“地方政府政治的某些方面存在有害的性别歧视文化，像是来自20世纪70年代”，在地方政府，“性别歧视被容忍，并被视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将近40%的女议员表示曾有其他议员对自己发表过性别歧视言论。[85]一位女议员描述了一种“贬低年轻女性的文化，蔑视女性做出的贡献”。一个妇女组织被称为“太太俱乐部”，与一位资深国家政治发言人共进晚餐“被宣传为‘夫人们’盛装打扮的机会”。当这位女议员和一名女同事对这种行为提出质疑时，她们被形容为“咄咄逼人”，还被起了“贬低性的、性别歧视的绰号”。她通过电子邮件提出问题却没人理会；故意不让她接到会议通知；参加讨论的时候，人们对她的态度是“容忍而不是欢迎”。在社交媒体上，她的党内同事告诉她“小姑娘走开，让大人做他们的工作”。

这里有两个中心点。首先，当你把半数人口排除在政府的角色之外，你就在顶层创造了性别数据缺口。我们必须明白，“最好的”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有钱、时间和信心去合适的学校、大学读书的人”。最好的政府意味着作为一个合作团队，在整体上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意味着多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一切都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视角很重要。女性终其一生积累的数据很重要。而这些数据属于如何治理社会的核心。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我们现有的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女性政治家并不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工作。这个体系偏向于选举男性，也就意味着偏向于保留全球领导力中的性别数据缺口，从而给全球一半人口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停止故意无视目前有利于男性的积极差别待遇。我们不能再把理论上的、法律上的机会平等混同于真正的机会平等。我们必须执行以实证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以确保在决定管理我们所有人的法律时，有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参与其中。

***

①后冲突，泛指战争后仍保持紧张的不稳定阶段。

②某项决策需取得全体成员同意方可通过，这可以确保少数派的意志得到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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