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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第2页）

Songchai医生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打断她，说他一向不赞成移植多于一个胚胎，尤其是像她这种情况，没必要去冒无谓的风险。但他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想多了，能有一个正常胚胎就要谢天谢地了……

见完医生，开药，交钱，打针——300单位的果纳芬，从肚皮的脂肪中注射进去，没有明显的疼痛感。但很快她就闻到了药的味道，起初她以为是从肚皮上散发出来的，后来竟连嘴里也始终萦绕着那股独一无二的苦味，就像被打上了IVF的烙印。

然后顾问再次把她领进一个小会议室。这次的顾问是位短发高个儿女孩，戴副红色细框眼镜，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态度很爽朗，不似典型的泰国姑娘。她很有耐心地向苏昂说明注意事项，介绍试管流程和价格，在日历上圈出重要的日期，一页一页地指引她在协议上签名。

“你也是想要个男孩吗？”她不经意地问。

“无所谓，健康就行。”

“如果有一男一女可供选择呢？”

“那我选更健康的那个，把另一个冷冻起来备用——”苏昂笑道，“是不是太乐观了？”

顾问也笑了，推一推眼镜。

“那我祝你‘好运’，”最后两个字她说的是中文，带着生硬而可爱的口音，“在中文里，‘运’和‘孕’是一样的发音，对不对？”

就这样开始了啊。回家路上她恍惚地想。她给平川发了一条微信，十秒钟后他就打来了电话。都好吗？他问。都好，她说，日期已经确定，你可以订机票了。平川有片刻的沉默。她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虽然毫无意义，却仍顽固地存在着。

“那天刚好是周末哦，”她试图破冰，“你不用特地请假了。”

半晌他才开口：“我是问你好不好？都说这个过程很痛苦——”

“就打了一针，一点也不痛苦。”

“那是因为你特别能忍。”

“真没那么夸张。”

平川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还有个会，先挂了啊，”他说，“你加油吧。”

我没有任何需要加油的地方，她想，医生怎么做，我只要配合就行了。事实上，无论是你我，还是Songchai医生，我们都由远比我们宏大的事物控制着。

上午，从四面佛回来的时候，思思和她聊起夫妻关系的话题。思思说，她发现生育问题有时会使两个人更为亲密，有时则会导致你们之间最激烈的矛盾。当一对夫妻第一次经历试管，她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那时你们之间充满了爱与支持。然而，当你们来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会慢慢变质了。比如说吧，由于正在做试管，你们可能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性生活。通常情况下，男人还会开始担心钱，还有工作上请假的问题。而裂痕真正开始出现，往往是因为其中一个人——一般是女方——想要再试一次，而另一个人却已开始打退堂鼓。

苏昂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她与平川的第一次，但与其说“充满了爱与支持”，不如说它有一种危机四伏的平静。这平静因为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语而暂时得以维系，但它们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思思的先生并不十分支持他们的第二次尝试。“他有点不高兴，说我预约第二次试管前没问他的意见，说他没时间请假，”她说，“可能确实是我的错吧——这事儿就跟买彩票似的，一发现没中，马上就想再买一次。”而问题在于，她跟医生啊中介啊朋友啊聊得太多了，却偏偏忘了跟他好好沟通。

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你们是同一阵线的，苏昂说，但其实不一定，男性和女性对生育以及生殖治疗的看法和感受都不一样。

还有自尊心的原因，思思叹息，男的一般都不大想面对这种事情，更不用说去努力解决问题了。

苏昂曾看过一个国内的调查：在因为男方的问题而不孕不育的夫妻当中，所有的人——几乎所有——都让亲戚朋友以为问题是出在女方。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不孕不育是一种非常耻辱的属性，男性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于是所有的污名、嘲讽和指责就都落在了女性身上。平日里男人总爱做一家之主，可当婚姻中遇到问题，第一个躲起来的也往往是男人。别说治疗了，许多丈夫甚至抗拒去做精液常规检查，似乎觉得那是对他们男子气概的某种挑衅。相比之下，妻子往往更有责任感，更愿意做出牺牲，也更有勇气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

思思用下巴颏示意苏昂看走在她们前面的余姐。余姐的丈夫就不肯面对现实，她告诉苏昂，他们国内试管失败了好几次，来泰国也失败了两次。这样都全军覆没，那肯定是精子的问题嘛！可是你知道吗？余姐她老公一口咬定是余姐太老了身体不行，再好的胚胎在她子宫里也活不了——这不是扯淡呢吗！

苏昂记得思思上次说过他弱精的问题。但这次余姐的确移植了一个胚胎，她问，是不是说明他的精子也不是完全不行？

思思摇了摇头。谁知道呢，男性精液质量的标准是个谜，她带着一种讽刺的笑容说，比如精子密度吧，二十多年前的标准是每毫升6600万个精子算正常，现在已经降到1500万个就算正常了，简直是断崖式下跌——为了照顾男人的自尊心，世卫组织可以把正常标准一降再降，反正最后只要能让女的怀上，就算男的没问题……

那，这一次是不是也……？苏昂想起余姐向四面佛祈祷时虔诚的模样，心中恻然。

但愿有奇迹吧，思思叹口气说，余姐的丈夫一直骂她是“扫把星”，说自己倒了八辈子霉，娶了个“下不出蛋还把家底糟蹋空了的老母鸡”。公公婆婆更不用说了，从不给她好脸色，天天指桑骂槐。余姐来自一个思想观念依然极度保守的小地方，乡亲街坊也都认为是她克得家里断了香火，总在背后议论纷纷，说她早年离家乱搞男女关系，堕过胎造了孽才怀不上，说她生不了孩子迟早被婆家扫地出门，甚至连婚礼、满月酒之类的庆祝活动也不欢迎她参加，怕她带来晦气……因为生不出孩子，余姐成了家庭的负担，于是她只好拼命多做家务，处处忍气吞声。她自己不知跑了多少次医院，吃了多少药，还有各种“生子偏方”——生饮鸽子血、用各种虫子制作的药丸……在余姐看来，不管要忍受多少痛苦屈辱，只要能生下一个孩子——甚至是跟自己毫无血缘的孩子——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苏昂感觉头的一侧因愤怒而神经抽痛。她不理解余姐为何如此逆来顺受。生不出孩子不是她的错——退一万步说，至少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错啊！即使排除她的原因，她丈夫家的“香火”也无法延续不是吗？为什么没有人责怪男性的不育呢？为什么即使他们被确诊不育，也从不被认为是“霉运”的携带者？

思思说，余姐的丈夫已经把话挑明了——如果这次还不成，回去就跟她离婚。

离了更好！苏昂脱口而出。

但余姐怕呀，思思告诉她，余姐说她死也不要离婚。生不出孩子又离婚，她没法想象将来还能怎样生活。她怕得要死。

所以被欺负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苏昂怒其不争地想，而是因为自己太懦弱，经济和精神都不独立。如果自己足够独立，离婚又有何惧？她想起余姐画皮一样妆容厚重的脸，那其实可能是她抵御外界的盔甲吧，用来掩饰其下深深的恐惧——对语言暴力的恐惧，对他人眼光的恐惧，对孤立无援的恐惧，对充满不确定的下半生的恐惧。她很想告诉余姐她根本无须恐惧，可是她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呢？只凭她比余姐更幸运地投胎在一个更优越的家庭、城市和阶层，所以能够更轻松地逾越那些她无法逾越的障碍？

悲哀像打桩机般击中了她，还有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羞耻。为什么要指责余姐不够独立？一个人的眼界和道路往往为自己的境遇所束缚，她明明也是那些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而指责受害者正是苏昂感触最深的现象——被骗是蠢，穷是不努力，脆弱是心理素质太差，没钱就生孩子是自不量力……从这些日子的观察和自我分析中，她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不孕不育”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观念上的。社会建构的性别意识形态塑造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与规范——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男性的角色是家庭的经济支撑和保护者，女性的身份则是妻子和母亲。于是对女人来说，母职是她们地位和权力的来源，也是确保其婚姻安全的唯一途径；而不育是灾难性的，会削弱她们与丈夫及其家庭的关系，令她们面临严酷的社会后果。相比之下，脆弱的婚姻关系却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安全感和社会认同，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选择离婚、发生婚外情，或者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当一对夫妻没有孩子时，虽然妻子明确承担责任，但这也含蓄地损害了丈夫的“阳刚之气”，所以妻子要为丈夫的“缺损”负责，而丈夫和婆家对妻子的暴力是一种重申男子气概的手段，以确保其性别霸权的延续……

不孕不育不仅是医学和心理问题，苏昂想，它同时也应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生育问题联结了私域与公域，为人父母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角色。夫妻双方也许都身心健康，但在试图与他们的伴侣生育后代时，却变成了一类新的“病人”——不育夫妇。而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在与别人的关系中遭遇同样的问题。

与这些同病相怜的女性聊天总给她一种慢慢沉入海底的感觉。她们都在一艘艘正在下沉的船里，都得不停地自救。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在不断地下沉。海水漫过甲板，涌进船舱，桌椅茶几漂浮相撞。她们泡在冰冷的海水里，手划脚蹬，奋力寻找逃生的出口。

忽然，手机铃声在她耳边响起，屏幕上写着大大的“Alex”。

“明天有空吗？”Alex的声音从水下传来，“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有空，”她听见自己迫切的语气，就像终于抓住了一块漂过身边的浮木，“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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