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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的基础（第1页）

军队扎根于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往往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上：体力、经济和精神。此外，人民力量还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

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中，精神力量不可或缺，它能够让军民休戚与共，一致对外。维护民族生存的战争既不是始于昨天，也不会终于明天，它是一场旷日持久、没有期限的大事。现在，每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不过，只有精神团结才是决定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的核心要素。

有了精神团结，人民群众便能向浴血奋战于前线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就会甘心为军队服务，甚至在战争艰难阶段和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他们也能够始终保持克敌制胜、不屈不挠的信念。

在和平时期，军队因为民族还能维持精神团结的原由而在国家中占据某种特殊地位并不难，不过，随着动员的开展，数以百万计的休假人员返回部队，这种特殊地位就会随之消退。紧接着，人民的精神状态和军队的精神状态也会随之低落。随着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倘若前线不能取胜，并让胜利的消息给民众和军队以直接的鼓舞，那么这些精神状态将最终消失。

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于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和沃尔特，9月1日和2日在色当作战获胜之后，即取胜后数周，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失去了联系，当时尚未出现可以取代法国正规军的力量。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下台后，犹太人甘必大掌握大权，他调动法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让法国人和法国军队携手同心，一致对外。不过，军民团结最终受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尽管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成功。

在世界大战中，虽然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刚开始的头几天就想对战争动员进行破坏，但是德国皇帝、人民和军队刚开始是团结的。不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逐渐有了立足之地，他们通过人民大众、后备军和休假者的渠道，更多地渗入军队。

1918年10月26日我被免职，1918年11月10日皇帝被德国军队抛弃，甚至在军事当局劝告下逃离德国，德国变革演变成革命，人民和军队的抵抗力量被革命瓦解，最终造成军事上的大失败。德国战败了，军队遭到了禁止，德国人民的武装被解除了，精神团结也了无踪迹。

在俄国方面，1917年3月，俄国激进团体在军官协助下推翻了沙皇政权，革命思想波及军队。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军队被解散，俄国军队荡然无存。而布尔什维克在没有敌人进攻的情况下，组建了一支新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并没有彻底得到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认可。

从表面上看，人们一般认为，法、德、俄发生革命的显著原因是其内政出了问题。在这三个国家中，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好像是被一部分将战争和灾祸归罪于政府的不满的人民所推翻的。

但是，在我看来，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在法国，犹太人和共济会[1]在会员的帮助下推翻了耶稣会[2]的统治，他们对拿破仑实行的政策也愤愤不满。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蔓延，以及在德军压力下法国民族精神的强烈觉醒，且被犹太人和共济会利用。他们能够借助这股强大的力量，达到先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抗敌御辱的斗争，进而继承耶稣会的遗产，最终继续统治法国人民的目的。

在德国，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及其帮凶借助德国社会和经济出现的问题，大肆动摇人民意志，瓦解人民的团结。他们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纯粹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则借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体化理论，把民族团结当成他们争夺世界霸主的工具。

而人民，其中包括德国人民，不但对此茫然无知，反而满怀希望地去寻求他们所憧憬的幸福，事实上，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超国家势力，他们遭受的奴役会加剧，甚至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之中。

但是，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又反过来竭尽全力加深这种分裂。最后，人民群众在肉体、经济和精神上的力量彻底被摧毁，变得羸弱不堪，进而只能在罗马的神权国家或犹太人的世界共和国中存活[3]。

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往往采取这样的手段：把皇帝从其中军队踢开，推翻皇帝，消灭旧军队。充当犹太人和罗马教廷工具的还有这些人：自私、呆痴、受骗上当和被“共济会化”的“知识分子”，部分牢骚满腹的工人群众，以及被驯服的、虔诚地崇信罗马教廷的德国人。他们自认为是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然而实际上却是被敌人当成反抗国家和军队的工具。

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视而不见，对人民在这些人的活动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况无动于衷，然而这些人有些还组建了秘密团体，甚至隐藏于军队之中，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团结的分裂早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即显现出来。

虽然军队有义务应对这一危险情况并重视其对未来作战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军队对这一切也是充耳不闻。不过，造成军队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因为，但凡指出导致民族分裂的真实原因和可怕后果并被现实证明，就会被扣上从事“政治活动”的罪名，而军人“从政”则是犯罪。

按道理，军队的精神本应该得到加强，虽然政府也为军队讲授一定的君主政体内容的课程（实际上做得很不够），但是，军队对政治生活却敬而远之，甚至远离政治，对政治漠不关心，大部分德国人也是这样。

由于当时民族生存的基础尚未深入人心，破坏分子的活动极容易进行。当时的肇事者应该对这种严重事态负责，而那些无视民族破坏分子的活动以及对此手足无措的政治家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过，破坏分子并未得逞，但他们没有成功的原因并非是政府的干预和军队的介入，而是由于人民精神的觉醒。

民族精神的觉醒让误入歧途的人民大众，在得知国家遭遇战争威胁时，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挺身而出，为民族浴血奋战，而不是拒绝政府的动员，干扰政府动员活动。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精神展现出来，一部分民众对战争做出的贡献和军队的战绩，在较长的时间内阻止了民族破坏分子的行动。但是，为了消灭他们所敌视的恶果，破坏分子利用了德国人民和军队的力量。

1917年，破坏分子的企图得逞后，他们便利用他们的破坏工具对民族的精神团结进行公开的破坏活动，诋毁人民所做的贡献，甚至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军队当中，企图摧毁军队的抵抗力。

尽管我曾认为，在和平时期对军队进行广泛的爱国教育，可以避免军队精神遭到瓦解，但是只依靠这一手段显然是不够的，更何况组织这种授课对军官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和民族意识方面本身就不够坚定，精神瓦解所造成的影响势必日渐明显。

刚开始，我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粮食禁运和宣传。虽然这些影响的确存在，但是实际上，影响更为巨大的是隐藏于民众之中的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代表的活动，而他们的追随者甚至还藏匿在政界、经济界和有“世界观”的党派团体中。

最后，二者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变成敌人强有力的传声筒。难道我们不知道坎宁勋爵[4]早在1826年就曾说过，英国具有“艾俄罗斯的风袋”[5]？他说：“倘若参加战争的话，我们一定会将敌国那些所有不安分守己的人和不满分子，无论他们出身什么背景，都集中到我们的旗帜下。”

而德国的敌人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并按照超国家势力的进一步指示将其付诸行动。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人民大众不了解这种内在联系，只好任由这些破坏分子对好不容易取得的精神团结进行诽谤和咒骂。

对此，政府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束手无策。虽然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政府不但未就此向民众传达其处境的严重性，而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造成德国战败这样的结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于是，民族精神彻底瓦解，民众的抵抗能力消耗殆尽。紧接着，军队也土崩瓦解，虽然有些部队在与敌作战中建立了赫赫功劳，但最终却功败垂成。结果，全民族被解除武装，成了犹太人、罗马教廷及敌国人民的附庸，任人摆布。

现在，我想进一步对俄国革命的经过做一番简单的论述。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罗马教廷通过被他们恐吓和欺骗的俄国人民中的各阶层——不管是不平则鸣的还是纯粹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瓦解了俄国军队。在革命中，他们利用史无前例的流血和镇压将民族力量扼杀掉。但是，俄国革命最终沦落到犹太人的手中，任其宰割，而罗马教廷因为俄国革命发展趋势与自己的原先预期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对这场革命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

奥匈帝国的革命则具有另一种特征，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拉夫和捷克民族的力量也在这里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如同普法战争中的法国，它也深受犹太人利用，被用来巩固其对虚有其表的被解放的人民的统治。

以上的事例都是重要的战争经验。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坎宁勋爵所说的“不满分子”在分裂民族精神团结和造成军队的溃败方面究竟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军队拥有一个精神上团结一致、力量强大的民族作为靠山是多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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