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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第1页）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聂鲁达奋笔疾书，写出散发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同时，他也从没有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稍停。尽管他已重病缠身，尽管政局动荡不安，但他仍然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未来，他坚信：来日方长。他把刚完成的8部诗稿交给出版社，这是他为自己即将到来的70岁生日献上的厚礼。他重视过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庆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贡献。他要求不要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就通知诗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满70周岁时，要举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将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参加，当然，还有全国人民。在接受了诺贝尔奖回到智利时，诗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即将到来的他的生日庆祝活动将更盛大。为了对人民的盛情给予哪怕是极小的报答，诗人着手准备他的“魔匣”——生日礼物，他要给所有爱他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8部诗集！因此，它们应该在他生日前夕作为献礼和人民见面。

智利灾难性的政变，使这些诗集不幸成了聂鲁达的遗著，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但其中《被剥离的玫瑰》在诗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过法文版。它是诗人复活节岛之行的产物。20年前，聂鲁达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专有几节描写过复活节岛：“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岛却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诺·拉拉古火山口，凝视那深不见底的圆形洞口，据说那是举行活人献祭之处。忽然，从那无底深渊里冒出一团潮湿而浓重的亮光，笼罩了洞口上俯视的人们。天下着雨，风呼啸着扫过山顶。雨雾笼罩下的天地显得十分寂寥，显示出一种摄人魂魄的美丽。仿佛有声声呼唤传入人们惊惧的耳朵，那是被献祭少女不屈服的呼声。出身自岛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导玛尔卡利达催促着说：“快走吧，神发怒了。”

诗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们突兀在蓝天上的巨大头颅。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窝。他们沉默地矗立在这被称为“地球之脐”的复活节岛上，注视着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几千年之久。

他们是怎么从拉诺·拉拉古火山走到海边的？对于这个问题，玛尔卡利达严肃而又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是自己走来的了。”这是岛民们世代笃信的说法。在那样的氛围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给聂鲁达留下深刻的印象。复活节岛之行激发了他追本溯源的怀古幽情，他写出了在这些巨石面孔上寻找永恒的哲学沉思。

成为遗著的不少作品，是聂鲁达躺在病床上倚着枕头，面对每夜都在门外窥伺的死亡写出来的。他的笔并未就此停歇，《回首话沧桑》还未最后完成。除了写诗，他还忙于各种事务。

聂鲁达计划办个黑岛出版社，专门为藏书家们出版印数不多、装帧独特的珍本。他考虑得很具体：首先出版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情书集，由他作序。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记者路·阿·曼西利亚，委托他具体办理。

诗人在离黑岛不远的海滨买下一块地皮，他要为那些没有钱却多梦的穷作家们建一个作家村。他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的稿费付清了这笔费用，借以回报浩瀚大海对他的厚爱。距那儿不远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尔卡岬，这是一个阿劳科语名字，意为“霹雳岬”。因为在那儿，大海撞击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达百米。诗人自己已经得以住在海边、对着浪涛吟诗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们也能有福气面对大海构想未来。对于他，大海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诗思泉涌之源。诗人为这个未来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崂，还为它郑重安放了“奠基石”：锚。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这位大海的儿子，视锚为最好的奠基物。

与此同时，诗人正致力于“改造黑岛”：这里应当修起花园，建个广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诗人负责组织工作。

他还促使阿连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岛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儿办展览，长期展览穷苦的人们手工织成的壁挂。他们用的不是精致的丝绸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灯光下，这些穷苦的人们在粗麻布上织进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渴望。诗人希望这些产生于民间的壁挂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岛：聂鲁达卧病在床，接受人们对他69岁生日的祝贺。他提出，人民联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该办：建立阿劳卡尼亚大学，教授土著语言，把土著文学和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印第安人有权作为一个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终是聂鲁达牵挂在心的一大问题。30年前在墨西哥，为宣传智利，诗人印了一本精美的杂志，就取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肖像。诗人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结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长的训斥：“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这些数典忘祖的统治者“急于忘记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对此，诗人极为愤慨。

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发表的演说中，他说：“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我们在《阿劳加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加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卡尼亚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印第安人》。他大声疾呼：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加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加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根”。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出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头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道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马蒂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马蒂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势已去。马蒂尔德竭力安慰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出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感觉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马蒂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宫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他悲愤地揭露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进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马蒂尔德非常紧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口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乱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宫，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子周围，枪口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子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器。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种危险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口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在他的家里，能找到的只有诗歌。而他的诗歌，对于敌人，就是最危险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从圣地亚哥传来。诗人的朋友、熟人们，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被逮捕，还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这就像钢刀刺在心上，诗人痛苦而忧伤，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日，一辆救护车接聂鲁达去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车被士兵两次截住搜查。诗人眼里饱含着泪水，这是马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流泪。他请求：“巴多哈，帮我擦一下脸。”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智利而哭泣：灾难，巨大的灾难落在智利人民头上。

聂鲁达住进圣玛丽亚医院。朋友们来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坚持要接诗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派了一架飞机供他专用。马蒂尔德劝巴勃罗离开，但诗人对这话连听都不要听：“我绝不离开智利，我要在这儿承受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岗位就在这儿。”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们又来了，他们力图说服诗人离开智利。他们劝了很久，陈述了各种理由。特别提到他的病在这儿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还有他没有最后完成的回忆录……最后，聂鲁达终于同意了。但他只带少量必需品，因为不管怎样，他要尽快回来。但是，当马蒂尔德从黑岛取了一些必需品赶回医院时，诗人又变卦了。他刚和一些朋友谈过话，马蒂尔德竭力瞒着不让他知道的许多野蛮暴行，残酷屠杀……他都知道了：“他们在杀人，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停尸所堆满死人。维克多尔·哈拉维克多尔·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军事政变一开始就被残酷杀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几段而死……”他痛苦，他震惊，他忧伤，他愤怒，但他却无能为力。最后，他温柔但却是坚决地对马蒂尔德说：不，他不离开智利，他希望这也是她的决定。他热爱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他的人民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不能逃跑，他要亲眼看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马蒂尔德说：“好吧，我们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诉墨西哥大使，谢绝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听了这话，聂鲁达才平静下来。

夜里，诗人睡得很不安稳。在梦中他喊了几次：“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听着直升机在轰鸣，警车在呼啸，还有枪声……他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他一再说：“我不走，我应该留在这儿……”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头脑清醒，关注着一切。22日上午，他和画家内梅奥·安图内斯谈论形势。在政变后不到两周，他就预言，政变当局将长久统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16年之久。这位画家，成了聂鲁达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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