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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望族陈家·

一门五杰，人文渊源好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间坐落在草地上的红砖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没有礼堂壮观，也没有行政楼高大，甚至连某个院系的实验楼都要比它多上两三层。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两层的房子，却是中山大学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那位曾在这里居住并讲学的老师，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说不清楚他写过多少手稿，也记不清楚他研究的历史有多少故事，这个被称为“三百年来只一个”的国学大师在那个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静的品质和独立的精神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观园。

有人说，读懂了陈寅恪便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而陈寅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这一章，我们将从这个最突出的特质入手、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去了解这个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氏家族。

作为民国时代与王国维、陈垣等人并存的“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陈寅恪对学术的研究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单维度的领域。他是文学家，更是历史学家，他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撰写的文献资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历史里，他透过新乐府看出文学纪元的更迭；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里，他能读出“竹林七贤”的别样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义最不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陈寅恪的人都为他一生执着的“独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鲜有人知道，他的这份精神并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祖辈们以身作则的教诲。他的父亲陈三立在隐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随祖父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并被人尊称为“维新四公子”。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份精神却铭刻在陈三立的心中，并延续给了他的孩子们。所以，生于光绪年间的陈寅恪，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的私塾完成学术启蒙，但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出国门游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游历归来的陈寅恪，眼界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德，其实更多的是对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对宗教学、藏学和突厥学的广袤领域，陈寅恪从来不畅所欲言，更不妄下结论。他悉心地将所有的材料归拢到一处，然后用耐心和执着在其中探寻可能的线索。

枯燥在所难免，无果也顺理成章，但他却硬是用自己的倔强和对历史的喜爱在繁杂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结论。蒙古源自何处、李唐家族的兴衰、府兵制从何而来这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在陈寅恪的研究下终于以惊世骇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自成一家的学说招来质疑，他却依旧据理坚持，从不退让。

作为彰显自身能力的表现，学者们习惯性地用专业却拗口的术语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阐述，但陈寅恪却从来不这样做。他崇尚平民化的诗歌，更对语言的通俗易懂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不愿把自己的知识锁在自己的脑袋里，更不愿让它们成为晦涩难懂的枯燥理论。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课总是人满为患、高朋满座，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著名教授都到他的课堂上聆听他最独特的见解、最平常的解说。

陈寅恪在学术里提倡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便是“独立”。多年前，一部名为《再生缘》的电视剧曾经火遍大江南北，这个讲述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爱情故事的弹词作品在赚取了普通大众眼泪的同时，也让当年的陈寅恪泪流满面。

或许，一个男人被一个爱情故事感动得青衫湿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你看过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你就会发现，他对人性的探究从来不会被男女有别这样的封建礼教束缚住，他对于社会的思考也不会因为世俗眼里的偏见而随意盖棺定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代文学大师竟对一个烟花女子如此上心，但是，在陈寅恪的眼里，男扮女装、替父申冤的孟丽君是勇敢的，出身低贱、大义凛然的柳如是也是勇敢的。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们没能拥有同男子一般的待遇和地位，但当危难来临时，她们却同男儿一样用自己的臂膀扛起了危难与艰辛。

气节是陈氏一门的精髓所在，当年陈宝箴和陈三立曾经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诬陷为“滥保匪人”，故而立志不再为清廷效力；如今陈寅恪将这些被遗忘在历史角落中的女性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纵然周遭众说纷纭，甚至恶语相向，他依旧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思考，丝毫不为所动。

这种在禁锢中寻求自由和独立的品质，与陈寅恪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不谋而合。他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更不会迎合学术界的官僚习气，他总是独立研究自己的学问，从来不会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为自己作嫁衣，也从来不去依附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人云亦云或许在学术界难以避免，但陈寅恪却严格地为自己定了“四不讲”的原则。凡是“前人”“近人”“外国人”和“自己”讲过的，他统统不讲，他所讲的只是所有人都从未讲过的新内容，他所说的只有自己研究的心得和体会。

为了让学生能感受到这种学术独立的思维，陈寅恪在考试出题上也别具一格。最出名的题目莫过于当年他出“孙行者”的上联。学生们只知对对子，却不知道陈老师竟然会拿一个《西游记》的人物出题。于是顺藤摸瓜的传统思维下，“猪八戒”“沙和尚”成了占比最大的答案，能用“胡适之”这个名字应对的学生却只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根基的语言文字更是其中值得深思研究的重头戏。和长篇累牍的史实考证或时事评论相比，单纯的文字研究似乎显得单调、无聊一些，但若不沉下心来玩味这些前人留下来的馈赠，那些被浮躁的气息所覆盖的真相和道理又怎能破开重重迷雾，回到国人的视野？

陈寅恪的很多著作都具有考证性，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同时，更侧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寻求。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他将宋代学者总结义理的研究风范融入其中，并将他们总结成普世性的文字，以此作为当世之人可以共享的经验与规律。这种务实的态度之于他的家族可谓一脉相承。在他所受的家庭教育里，仁人志士的气节不可或缺，但无须将党派、新旧等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只一点，就是要将民族国家的大义同自身的道路结合起来，此为陈家一直推崇的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富贵不能淫”是陈寅恪在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展示出来的令人钦佩的傲骨。

1940年，陈寅恪应邀到香港大学任职，次年年底香港沦陷。作为享有世界名望的大师，来自日本学者的“不找麻烦”的请求信让日本侵略军对他尊敬有加。街上饿殍遍野，日本人则每天都给陈寅恪送来面粉和粮食。然而，这位人格上极为独立的大师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懦夫。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陈寅恪从来不碰日本人送来的食物，就连家中的老小也从不曾动过一丝一毫。饥饿不可避免，陈寅恪便索性关起大门潜心治学。见陈寅恪岿然不动，日军又重新想出了新的办法，以出资四十万为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为诱惑，希望他能为“大东亚共荣圈”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样龌龊的伎俩逃不过陈寅恪的眼睛，他的严词拒绝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生于政权更迭、时势变迁的大时代里，陈寅恪身不由己，但能不被外界干扰，坚持心中那一方追求自由、精神独立的净土却显示了他过人的精神品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出国的风潮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兴盛起来，人们在排队朝异乡迁徙的时候，却忘了那些曾经最有资格留在国外的饱学之士却千辛万苦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度。如今我们在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出国门的时候，是否也像陈三立老先生那般用一根爱国的丝线牵引着他远在国外的孩子，告诉他们根在哪里、故土在何方，而不是让他们以嫌弃为由抛弃这块祖辈为之耕耘的热土，如此，才是为人父的真正胸怀和气概。

在一个感叹大家何在的年代里，那些上口的名字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而在那个大家云集的年代，“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却是他们膜拜的对象。

关于他的名字里“恪”字的发音应该为“kè”的言论从他出名之日起便喋喋不休，但陈寅恪却在认真研究后，坚持自己名字的读音应该为“què”。这是件很小的事，却是件可以“见大”的事，因为从对名字的执着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知名学者对文化的独立和认真。

陈寅恪的人生是令人瞩目，也是令人钦佩的，那些难以复制的精彩在引来啧啧称叹的时候却无法再次重现。也许，没有了大家的时代是孤寂的，但大家的精神却可以用传承的方式延续。学术的研究还在继续，一些未知的领域亟待人们开拓，只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研究作风，并心平气和地深度挖掘，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同样能在新时代绽放绚烂的光芒。

“名门望族”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除了“教授之教授”的美誉外，还有“公子之公子”的雅号。关于前者，陈寅恪的博学和在清华的声明足以作为佐证，而后者的缘由，则应该从陈寅恪的祖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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