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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第1页）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就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不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了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了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卢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便同她恢复联系，经常到被人称为“虎穴”的叶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认识了叶若夫。叶若夫对巴别尔并无好感，但碍于妻子情面两次救了他。斯大林为转移人民因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把叶若夫当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叶若夫。巴别尔受叶若夫牵连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一九三三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情报。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互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的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的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烧毁。卢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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