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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998年他亲手组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比徐明当实德老板早了近2年。

2002年，我们见到了性格开朗的宋卫平，本来想跟他聊一下绿城的主业──地产，没想到他说着说着，话头就转到足球上去了。可以说，宋卫平的足球基因更纯正一些，他是一个十足的体育迷，对于足球更是痴情一片，投资足球9年不求回报便能说明这一点。

宋卫平学历史出身，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他上大学时就是铁杆球迷，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世界杯比赛，宋卫平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所有场次，直呼当一个球迷真过瘾！更有趣的是，宋自称自己在31岁前，踢球能够打满全场。

徐明和宋卫平是百富榜上的常客。徐明2001年第一次上榜，不仅是榜单上最年轻的富豪（30岁），而且以20亿元的身价名列18位。宋卫平虽然上榜时间晚了一年，却在2005年以45亿元、排名21位的成绩盖过徐明（40亿元，第26位）。

表3…2　　徐明、宋卫平与胡润百富榜

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徐明名次181215242642148

财富（亿元）20242628404550

宋卫平名次715561212965

财富（亿元）913164556100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宋卫平以100亿元的财富成为中国足球界首富，超过第二的徐明（50亿）整整一倍。若单纯从财富数字上来看的话，徐明是越来越PK不过宋卫平了。

PK一词是超级女声造出的新概念，一说为Player　Killing（选手打擂台）的缩写，一说为Penalty　Kick（点球）的意思。宋卫平毕竟当过守门员，“罚点球”的事情，徐明自然不如宋卫平来得专业。

这只是宋卫平财富超过徐明的一种演义式的解读。徐明的发家抓住了2003年至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带来的金融业机遇，而宋卫平专注的房地产行业在近几年一直发挥着“财富聚宝盆”的功效。两人此起彼伏，折射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的起落与变迁。

然而中国足球总是伴随着失意。他们爱足球，也为足球所累，他们恨足球，但为足球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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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斗士”与“十月革命”

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给徐明和宋卫平多少安慰，关于足球，他们有太多的感慨和辛酸。毕竟，宋卫平在黑哨事件中是“打黑英雄”，徐明更是与中国足协叫过板，闹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2002年宋卫平第一次进入胡润百富榜时，我们的评语是：“宋卫平热爱体育运动，今年他和李书福（第54位）一起揭露了中国足球裁判的黑幕。”这场黑幕，令宋卫平和他的浙江绿城一举成名。

2001年，浙江绿城俱乐部提供的８人黑哨名单中，龚建平名列其中，并且排名非常靠前。而龚建平，在2002年成了“黑哨事件”的主角。

彼时形势扑朔迷离，没有人理得清当中内情。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龚建平确实收过黑钱，但在其后写了忏悔书，并把钱退还给了浙江绿城。然而宋卫平在承诺“保证不向外界公布其姓名”后，面对有关部门的介入，宋本人抖出了“龚案”的真相。2003年3月28日，龚建平终审被判10年有期徒刑。

至此，黑哨事件结束。《南方都市报》评论称：“这起事件注定将在中国足球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对于假球黑哨的处理初步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模样。龚建平是第一个因为受贿而入狱的足球裁判，但客观上他是裁判问题的牺牲品；宋卫平本人虽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这无碍媒体对其冠以‘打黑斗士’的名号。”

宋卫平的打黑行动最后无疾而终。他在私下场合常称自己是扫黑行动的失败者，不再愿意以“打黑斗士”的形象出现。不过，宋卫平仍在不同场合说绿城搞足球值了。或许，正因为他对足球爱的太深了，所以同时恨入骨髓。

徐明跟宋卫平同样喜欢足球，但因为爱的方式不同，其手段也不同。如果说宋卫平为足球所做的一切是出于真感情而小心翼翼，那么徐明的运作方式则更浪漫、更大胆。2003年，徐明烧起了一场“十月革命”的火。

因为足协预算未公布、联赛体制僵化、足球资本难以获得市场化回报，这一年的10月2日，北京现代罢赛。14日，国足兵败科威特。看准机会的徐明行动了：17日，中超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前夜，徐明发表洋洋数万言的13份改革建议和八项声明，直接向中国足协索要中超联赛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并放言：“投资人质疑中超预算”、“足协是黑哨的姥姥”、“*比贩毒更可怕！”、“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矛头直指足协体制。

舆论哗然。有评论甚至认为，做生意向来精明的徐明，“究竟是有恃无恐，还是真的不谙国情，怎么会提出踢开足协闹革命的造反纲领，难道他们所理想的职业足球联盟，真的可以在没有足协参与的情况下创建和运行吗？”

很显然，这是一次资本向权贵悍然发动的“革命”，说到底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遗憾的是，资本最终还是不得不向权贵妥协。足协先来温柔一刀，然后是强硬声明，徐明的话音开始转变，“我们和足协本来就是一家”，令人慨叹。

在2005年胡润强势榜中，徐明位列第八，我们的评语如此写道：“徐明在去年年底与中国足协的一场风波让他成为在中国普通民众中最具知名度的民营企业家。”

鸡不下蛋何不炖汤

中国足球产业的低落已经是共识，从2003年的“十月革命”事件开始，足球产业的低迷和不规范掣肘财富增长的趋势已甚为明显。

2003年之前，“实德系”的创立和发展依靠的是独特的“徐明模式”。2001年，徐明通过收购延边敖东和买壳的方式组建了甲B球队大连赛德隆和乙级球队大连三德。第二年，徐明又接手大连女足。随后，借其父徐盛家掌控的大连大河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徐明以400万元入主四川全兴足球俱乐部，改称四川大河足球俱乐部。叱咤中国足坛的实德系逐渐形成。

“徐明模式”的特点是，收购那些债务累累、濒临破产，或后台老板已经不堪重负的俱乐部，然后进行注资重组，经过包装后再高价转手倒卖。显然，实德老板徐明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不挣钱”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变成自己的赚钱工具。

但权力的横刀一杠令资本的强势很快显得渺小和无能为力。当时，足协临时出台“俱乐部股权转让规定”使徐明的计划破产，并被迫超低价转让了已经开始打低级联赛的实德“二、三队”，有媒体估计，仅此一项，实德就损失了上亿元的潜在利润。

宋卫平在“黑哨事件”后也有自己的感叹：足球体制的僵化，使得权力大行其道，黑哨、黑钱、黑裁判，瓦解着真正投入感情热爱中国足球的力量。

针对中国足球体制的弊端，2004年10月底，秋风先生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撰写《中国足球渐进改革也需要突破》一文称──

“中国的足球乱局显示，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要么深化改革，剥夺中国足球协会经营中超的垄断权，使联赛真正实现市场化；要么维持原有格局，使垄断利益永久化，最终听任这个市场走向毁灭。徐明们的‘革命同盟’方案囿于本身利益或许不是解决乱局的妙药灵丹。但冲破垄断的真正改革或迟或早都会到来，躲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

中国足球不是几个官员坐在一起过家家。足球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大，才能成为大众真正的娱乐。健康的市场化需要的是权力的“不为”，资本的认同和市场的规范。足球大佬们的踟蹰与落寞，实际上折射的是对有序市场的渴望、对健康规则的向往。

2007胡润百富榜中，涉足足球产业的老板有6人，分别是浙江绿城的宋卫平以100亿资产排名第65位，辽宁队赞助商辽宁西洋集团老板周福仁以80亿资产排在第81位，大连实德总裁徐明以50亿资产排名第148位，河南建业老板胡葆森以40亿元资产排在第198位，上海九城老板朱骏以24亿资产排在第351位，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以20亿资产排名397位。

表3…3　　2007年胡润百富榜足球富豪财富排名

排名财富（亿元）姓名俱乐部年龄2006排名2006财富

65100宋卫平浙江绿城50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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