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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间的战争（第1页）

“尽快发现敌人”成了驻阿富汗苏军的首要任务，调整原有编制和作战方式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7月，苏军从阿富汗撤走了一批多余的部队，其中包括1个坦克团、3个战术导弹营、3个反坦克炮营、1个高射炮兵旅和1个防空导弹旅，留在战区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编制和战术调整，将结构臃肿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为旅，下辖灵活机动并能独立作战的营或战斗群，并以营确定为基本战斗单位。后来的实践证明，一个营基本能完成战场上大部分任务。按照具体情况，一些步兵连或空降兵排也可确定为基本作战单位。为应对突发事件，苏军还将一些加强营改造为作战值班分队，它们装备较多的装甲车辆，以保证人员和武器输送，人员编制也可随时增加。

不过，这些措施只是临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阿富汗游击队还是能一如既往地躲过苏军扫荡。1980年10月，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员在写给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报告中说：“（阿富汗）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降低，我认为我军下一步行动应当做出调整，侧重于号召当地人发起打倒‘反革命武装’的群众性运动……”然而，“军人就应当打仗”的思想仍在莫斯科占据上风，他们要求苏军继续用简单粗暴的武力清剿行动解决敌人；这种策略只能使阿富汗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激烈。苏军驻阿富汗战役集群司令员索科洛夫大将曾向莫斯科保证，在198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对阿富汗“反革命武装”的清剿工作。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苏军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装备上都没做好准备。

1980年3月，在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安排下，白沙瓦的六个逊尼派组织的首领第一次坐在了一起。他们共同谋划联合反苏的策略，决定成立一个同盟组织。但这一设想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伊斯兰党领袖希克马蒂亚尔的强烈反对，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兵力交由他人指挥，其他几个领导人也显得不很情愿。但在最后，由于美巴两国的极力促成，其余五个党的领导人还是勉强联合在一起，共同宣布成立“解放阿富汗伊斯兰同盟”，并推举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阿卜杜勒·拉斯·萨亚夫教授为领袖。

五个党的联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各党的领导机构并没有合并成统一的组织，五个党的领导人仍然各自保持独立，不断发生争吵，各自领导着自己的一派人马，不承认萨亚夫的权威地位。虽然这次合作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绩，但毕竟从形式上为反苏的各派组织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模式。

随着白沙瓦内几个领导人对联合的探索，在阿富汗国内的各个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壮大，到1980年上半年，游击队的兵力已由1979年的4万人发展到了10万人。苏军的侵略和保卫家园的热情使阿富汗人纷纷选择了参加游击队的道路。游击队人数的迅速增加，带动着游击战的战场也在迅速扩大。到1980年中期，阿富汗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都开展起来了。

抵抗苏军的游击战争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游击队员被称之为“穆贾希丁”，意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外部世界常常将他们意译为——“自由战士”。

阿富汗的城市建筑众多，街巷复杂，是开展游击战的有利地形。在喀布尔、坎大哈、赫拉特等地，战斗尤为频繁和激烈，这些地方，黑夜和白天轮流掌握在游击队和苏军的手中。白天，苏军在各大街道上巡逻，阿富汗政府官员们也都沉稳自如地走入自己的工作部门；但是太阳刚一落山，他们无不惊慌地逃入由苏军严密守控的住宅区，尽管那里偶尔也会遭到一阵枪击或是几枚火箭弹的偷袭，但相比较而言，那里仍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在夜晚，城市已成了游击队的天堂。他们成群结队，攻击政府大楼、广播电台，暗杀阿富汗政府官员和苏联军人。而白天一来，他们则不见了，街上走着的仍是阿富汗市民和巡逻的苏军士兵。

阿富汗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城市游击战开展得如此成功，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城市中组织严密的联络网和游击队领导人的指挥。

秘密联络网大部分是由阿富汗政府各部门中同情游击队的公务员组成。他们利用苏联人的信任，建立了苏军绝对不会搜查的武器贮藏处。而那些潜伏在阿富汗政府军中的游击队联络员经常偷偷到郊区去会见游击队的领导人，送去情报，带回信息或补给品。

拥有阿富汗政府军身份的潜伏者参与游击战时也要使用游击队提供的武器，并不是他们不愿携带自己的武器，而是因为最适合城市游击战的武器是手枪和炸药。这些东西或者来自于巴基斯坦境内，或者由游击队员自己制造；前一种方式获得的武器往往更为精良，但由于获得有限和运输艰难，游击队员还是经常要靠自己动手。

这些城市游击战尽管从外表上看并不太惊人，但游击队的地下组织能力和保密能力却相当强。地下游击队每个小组的成员一般不超过8个人，每个小组至少都有一两个武器贮藏处，即使属于同一个抵抗组织，几个小组的成员也互不认识。

在喀布尔地区，最有名的城市游击战组织者叫阿卜杜勒·哈克，他属于伊斯兰党哈利斯派，在喀布尔城内外共有200名正规的游击队员服从他的指挥。当时他只有21岁，却指挥着一大批与他父亲同龄的分队领导人。他成功组织了几起在喀布尔影响较大的城市袭击行动，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当一些阿富汗政府军的军官要求公开参加游击战时，他劝告说：那样只会增加伤亡，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参加地下斗争，比公开参加战斗更能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可以提供关于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调动或作战计划最可靠的情报，并能向各地的游击队提供弹药和有关线索。

但由于人员活动、武器输送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苏军实力的强大，阿富汗城市游击战的难度远远大于发生在广大山区的游击战。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攻击城市目标，城市游击战还采用城外夹攻的方法，即先在城外聚集一批游击队兵力，袭击城市，吸引住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注意力后，城市游击战再展开，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粗略地罗列一下阿富汗游击队在城市游击战中的战果，便可以发现，这样的城市游击战行动对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打击实际上相当巨大：

1981年11月21日，用火箭筒袭击喀布尔的洲际饭店。

1981年4月14日，暗杀阿富汗国家情报局第二号人物吉拉姆·萨希·阿塔尔将军。

1981年4月，暗杀洛加尔省省长。

1981年5月1日，暗杀帕克蒂亚省省长。

1981年5月6日，暗杀坎大哈省省长穆罕默德·雅蒂米。

1981年9月，暗杀马扎里沙里夫市警察局长。

1982年1月19日，暗杀苏联将军奇德钦科。

1982年8月3日，袭击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堡军火库。

1982年8月，攻击巴格拉姆机场，击毁22架苏军直升机。

1982年10月26日，在喀布尔暗杀苏联将军伊斯特诺夫。

1982年12月21日，袭击贾拉拉巴德机场，击毁10架苏军直升机。

1982年12月24日，武装骚扰苏联大使馆。

1982年12月28日，破坏向喀布尔供电的马希帕尔水电站。

1983年8月，再次重创巴拉希萨尔苏军司令部。

1983年12月，袭击加兹尼监狱，释放400名犯人。

1983年12月4日，暗杀阿富汗政府军将军阿卜杜勒·库杜兹·拉希德。

1983年12月22日，袭击喀布尔电台和军事学院。

在阿富汗的反苏游击战中，进行面更广、取得更大战果的还是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山区的游击战。在农村及山区的游击战，由于各游击队的派别不同，而且在民族、地理、宗教等方面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统一领导作战的中心，在作战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的游击队主要由传统的部族和山区居民构成，在伊斯兰教毛拉的支持下，由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家族成员担任领导者，这些游击队一般在8—12月，也就是等到庄稼收割之后，采取各种军事行动。这些游击队的作战计划、行动方法等经常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讨论，在所有参与者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他们的战斗计划在行动前就已经预先拟好，大多以阿富汗政府军为袭击目标，袭击苏军较少，而且行动都是在夜间；袭击之后，他们便会迅速地撤回到自己的村子中。这些人进攻时都很勇敢，但也比较轻率，所以损失也相当严重。

在阿富汗北部和西北部，前阿富汗政府军大尉伊兹马伊尔·汗的作战方法极为流行，各游击队大多按照他的观点组织战斗。从广大的农村选几个主要村落，在那里固定集中300人左右的游击队员，以守株待兔的方法打击一切来犯的敌人。他们一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由于山区的交通不便和工具的粗劣不足，他们往往只能固守在一定的区域，既不能参加固定区域外的战斗，也难以支援相距较远的其他村庄的战斗。

尽管各个地区游击队的战斗能力和作战方法不尽相同，但作为游击战，他们的战术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游击队或者是沿着公路干线破坏苏军的运输，或者是打击苏军的逐步推进，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或者是主动出击，打击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孤立据点。

由于阿富汗国内山区极多，因此主要的交通线极少。苏军只能靠公路来推进摩托化部队和运输主要的军用物资。这样，阿富汗游击队就将破坏公路运输作为一个主要的作战目标。这些战斗一般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较短，但由于出现的路段较多，战斗的次数频繁，它严重地阻碍了苏军进展的计划，给苏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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