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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1页）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陈独秀被捕，文化界声援。

1932年，是继续内忧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识分子“坚持独立发言”的一年。

1月，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又写《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及《攘外即可安内》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锋芒，与国民党政治宣传针锋相对。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留学欧美归来的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号响亮提出“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适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就争论了一年，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独立评论》周刊，“说平实的话”，“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坚持独立发言”，并且都以实名发表，赢得声誉。

9月24日，北平《导报》与天津《益世报》，因登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丑闻，秦指使士兵砸《导报》，抓记者。2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一时声势浩大。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适等人呼吁各界救援。平、津各大报纸发表社论要求释放陈独秀。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等还都做了追踪报道。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赞誉他对文学革命之大贡献。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写《陈独秀案》一文，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涛声》杂志上，组织了有关“陈独秀案”的讨论。1932年是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声讨国民党和关注“陈独秀案”中度过的。

胡适的著作《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还写有政论《废止内战大同盟》《论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与张学良》《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从文作小说《都市一妇人》。老舍在《现代》杂志，连载重要的寓言体奇幻长篇小说《猫城记》。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

——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那样的文学主将，甚至一直以来，他的思想和学术都遭到过质疑，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化人格却越来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经史和语言文字等，谁都无法绕开这位参与者和建设者。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翌年参加同盟会，与周氏兄弟、刘师培等人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古。1910年归国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学教书。1916年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携《新青年》入京，钱玄同参与编辑。与胡适、陈独秀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催促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赋予中国小说新气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没有“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的钱玄同，几次到绍兴会馆，找“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愿望”（鲁迅语）的周树人，去怂恿催促他给《新青年》写文章，中国文坛能否出现小说巨将鲁迅，怕是个问题。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承认，“初做小说是在一九一八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周作人后来写回忆，证实了此说不虚。

鲁迅称钱是“我的朋友”，钱也说自己是鲁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钱玄同把他们的交往过程总结为“头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后十年（1927年至1936年）极疏”。在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中，可见他是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来认识、评价鲁迅的，对我们认识鲁迅也是有重要帮助的。

一生从事经史研究，于文字学、音韵学有很深造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文字概略》等丰厚的文学遗产。

与胡适、鲁迅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到外地谋生不同，钱玄同自1917年来到北京，便与之相“厮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这在众多民国学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钱玄同曾出了个对子“江冯二庸”，规定“二”不许对“两”“双”等字，他的著名学者朋友都对不出下联，他只好将下联出示：“崔胡一适。”众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适也，“一适”，胡适也。

钱玄同的国故之学，得益于两位老师：一是主张古文经学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经学的崔适。崔适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不幸病故于北京绍兴会馆，钱玄同为之主持治丧活动。

钱玄同与其老师章太炎、崔适之间的师生友谊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的。章太炎就与老师俞樾有“谢本师”的经历。章太炎曾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在其主持的诂经精舍学习，达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学，学业优秀，深得老师俞樾的赏识，被老师视为高徒。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但与朋友、老师却相处融洽。他与老师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览无余。从中可知，钱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师从章太炎先生，要早两年。钱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认识并师从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该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钱玄同，曰“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时，离章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旋即流亡日本，只过了三个月，离钱玄同入早稻田大学不久。

钱玄同将这些信函，依时序装裱成册，注明从何地寄往何处。其中四十封是讨论学术的，八封系论时政，余下十一封，乃为家常闲事。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知钱玄同求知若渴，好学不辍，老师章太炎诲人不倦，有问必答，钱玄同学业大进。

章太炎及门弟子多达百人，其中得意者五人，即世人所云“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人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体系，自成学派，皆成民国初之有影响的学者。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首推钱玄同，依次是朱希祖、吴承仕。周氏兄弟在章门中，学无所长，一般而已。

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信函中，有的还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因反袁世凯称帝，被囚北京。1914年8月19日，写信给钱玄同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日战争爆发，章太炎以赴京讲学为名，促少帅张学良抗日。讲学时，钱玄同等弟子或为翻译，或代写板书，或递茶送水。章太炎晚年继续讲学，创建出版《制言》杂志，钱玄同等积极参与。最令章太炎高兴的是，钱玄同、吴承仕为他编印《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亲自作跋，跋中对钱、吴称赞有加：“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章太炎去世，钱玄同为老师作一副长联为挽联，并与同门为恩师在孔德学校礼堂开追悼会。

《钱玄同文集》曾收录了钱玄同为编辑出版《刘申叔遗书》一书而给该书校对郑裕孚先生写的六十八封信。从中可以窥见钱玄同为编此书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钱玄同所坚持的学术思想，以及这本书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思，特别是所经历的艰辛。

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之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者著称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他在整理编辑《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对学术毫无门派之见，知人论世客观平和。而其间弥漫着对故友的深情厚谊，更让人感动。

刘申叔，即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晚清著名革命党人。1903年在上海晤交章太炎，赞成光复，参加同盟会后一度亡命日本，其妻以不得志于同盟会，转入清端方幕中，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窃国称帝，刘师培又为筹安会上劝进书之六君子之一。后落魄于天津租界，蔡元培主政北大，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家传文字训古之学，治三传。擅长文字，善骈体文，所著文学论文，时有独到见解，著述较多。但身后萧条，无力整理出版，钱玄同编入《刘申叔遗书》共七十四卷，乃为国学大师。

在黎锦熙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强于弟子，钱玄同是最佳人选。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钱玄同1903年便接触刘师培的著作，甚是叹服，“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炽”。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初见刘师培后，钱、刘二人过从甚密。钱玄同曾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其二，钱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学问博大精深，且与胡适等亲近，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素养。用黎锦熙在《钱玄同传》的话，就是钱玄同“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能以历史眼光来整理、评判。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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