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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张居正 天才少年入官场（第1页）

嘉靖四年，即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七年；距离崇祯皇帝亡国，还有一百一十九年。帝国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半多一些的历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父亲张文明，是个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的秀才。

嘉靖二十六年，时为公元1547年，岁在丁未，对于张居正是至为重要的年份。按照帝国制度，这一年为每隔三年一次的会试年。

初春时节，全国的举人士子齐聚北京，参加这盛大的、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家抡才大典。三月庚午，春闱毕，张居正顺利过关成为进士，选庶吉士。按照中国人的算法，当时张居正的年龄应该是二十三岁。我们知道这种算法一般指的是虚岁。

对于知道他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张居正少有才名。早在十年前，他还只有十三岁时，在老家湖广江陵一带，就已经很有些名气。甚至再早一些，他已经以神童之名著称于乡里了。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之所以特别提到十三岁，是因为在这一年，他就已经乡试中举了。然而，由于巡抚顾璘的缘故，最后却榜上无名。据说，这位相当于今天省委书记的巡抚读了十三岁学子的文章后，拍案惊奇，认为张居正是国家级的人才，连连赞赏曰：“国器也”。

然而，称奇归称奇，顾璘却决定把他拿下来。因为，巡抚顾璘笃信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大不幸。玉不琢不成器，他想要磨炼磨炼这位少年“国器”。

按照我们大明帝国的礼制，进了县学成为诸生后，便是秀才。秀才见县太爷时，已经可以不用下跪磕头。而乡试得中，就是通过了省一级考试的话，就成为举人。举人差不多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了。想想看，按照国家这样的礼仪制度规定，一个十三岁的、还多少有些奶声奶气的半大小子，照今天城里人计算周岁的话，可能是刚满十二岁的小家伙儿，老三老四地和县太爷们打躬作揖、握手如仪，乃至勾肩搭背地以兄弟相称，看起来也的确是有些不成话。就这样，已经考上了的张居正落榜了。

这段故事相当传奇，与正史中的记载显有不同，也许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但十三岁时，张居正已经成为名震荆州地区的小秀才，却是有据可考的。

顾璘是文坛老前辈，正德年间便已经是文坛七子之一，就是所谓的“前七子”。如今，若是把他放在唐诗、宋词、元曲面前，可能显不出什么山水气象，但在当年却是名气极大的文坛领袖级人物。因此，发生这样的文坛佳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按照正史的记载，张居正是在十六岁时，乡试得中，榜上有名。

这回，顾璘解下自己腰间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给了少年举人，并且说：“今后，君是要戴玉带的，犀带可圈不住你。”帝国官服规制，犀带是从三品的巡抚佩带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围玉带。这已经是以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期许这位少年了。（《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可以想象，巡抚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此举动，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想必是个不小的勉励。其动人之处在于，这位一辈子在帝国官场上沉浮厮混的人，不但巨眼识文、识人，还会如此细微地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那表面冠冕堂皇，实则相当猥琐的帝国官场，抹上了一丝胸襟雅致的暖色。

另外一个当代大文人、张居正家乡的太尊——行政长官、荆州知府李元阳，也曾经对张居正给予过高度赞赏。当时，这位行政长官组织了一次六百人参加的诸生考试，张居正被李元阳取为六百人之第一名。李元阳以他日之“太平宰相”期许、勉励这位少年才俊。

如今，少年才俊意气风发来到京城。显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现着无限的可能。原因很简单，如今，他已经是庶吉士。

庶吉士一词来自四书五经中的《书经》“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一语。太史、尹伯都是官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官都不错。于是，洪武皇帝就依这句话，在帝国之初，设立了这个官名。

庶吉士是由一个常设机构来培养、训练、选拔的。这个机构叫庶常馆，这个官署名称大约也是从上面那同一句话来的，为翰林院属下的机构。只有那些文章、书法俱佳的进士，才有资格被选入庶常馆深造。这些被选入庶常馆深造的进士，差不多算是点了翰林。但只有三年以后，这些庶吉士们经过考试，依据他们的成绩，分别授予编修、检讨等翰林院的中央清要之职，这时，才算真正点了翰林。其他人则或者到中央机关，成为风纪监察部门的给事中、御史；或者外派到地方担任州县一把手。这叫“散馆”，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干部研修班结业。

帝国时代极重翰林，到了张居正的时期，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惯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阁。因此，从成为庶吉士开始，人们一般已经将这种人视为“相储”，就是“宰相坯子”或“宰相储备”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第三梯队”。从而，打开通向仕途高层的道路。事实上，从大明帝国开国之初设立庶常馆起，许多帝国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从这儿走出去的。一个现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辅——相当于今天内阁第二总理大臣的严嵩，就是由庶常馆中走出来的庶吉士。

在京师，张居正“日讨求国家典故”，表现得极为勤奋好学——此处的“典故”一词，相当值得注意。它指的应该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张居正一生行为处世及其背景至为重要——同时，在官场周旋，则进退自如有度，相当游刃有余。《明史》形容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从中，我们知道，张居正其人，容长脸形，眉清目秀，生着一部辉煌的直达腹部的大胡子，既有美男子的仪表风度，又敢作敢为，以磊落的伟丈夫自许；且极有城府，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学问、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说，放在任何时代，张居正都具备了一个男人应该有的主要魅力。

不久，严嵩作为首辅，把徐阶当成了自己的最大对手，处处提防，时时忌讳。许多人因此害怕与徐阶交往，躲躲闪闪。独有张居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论是在徐阶面前与严嵩交往，还是在严嵩面前与徐阶交往，绝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现得大大方方，相当磊落。结果，反而使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京中大僚都相当器重他。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东西曾经都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同样，身居帝国中心，以他的绝顶聪明——“颖敏绝伦”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自己所处身其中的大明帝国已经变得非常之古怪了。

首先，成为庶吉士以后，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禄、以身许国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是不正常的。人们早就注意到，皇帝是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开始，第一次以患病为由不视朝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岁。宫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宫婢之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皇帝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上谕，文辞堂皇，却语意含糊，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社会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长。

张居正应该知道，民间的传说不一定完全是谣言。来到京师之后，就他的观察，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明摆在那儿的。皇帝征许多八到十二岁的民间少女入宫，且数量越来越多，达千人以上，乃举国皆知。举世皆重红铅，也是事实。红铅者，即炼童女经事为药也。张居正来到京师时，帝国朝野相当普遍地相信，饮用少女经血或服食用少女经血炼制的药剂，可以长寿并促进性能力，于是成为举国皆信的养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约与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喝红茶菌、打鸡血之类差相仿佛。在后面谈及嘉靖皇帝的章节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其详情。

不只普通民间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亲国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笃信如狂。当时的历史记载形容这种风尚时，使用的词汇是：举国皆狂。

事实上，这种情形对于张居正并非毫无影响。

从此以后，皇帝长居西苑，深居简出。到张居正进京做官时，除了几位在西苑轮流值班的亲信重臣外，群臣们已经习惯见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些东西给了初到京师的张居正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对于涉及皇帝本人不那么光彩的事件，远隔千山万水聆听皇帝的诏书，和近在咫尺的观察，所能给人的感受肯定是相当不同的。

根据帝国创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刘伯温设计的制度，帝国官吏最重要的来源是科举考试。

帝国科举制度规定，没有经过资格认证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尚是童生者，并不罕见。

童生通过了府、州、县学一级考试的，表明已经通过了诸生的资格认证，则叫生员或叫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们在官场礼仪、赋税、徭役和国家教育津贴等方面已经享有帝国优待。比如，在见到民之父母——七品县官时，秀才们可以不用下跪；他们犯了过错，县太爷不能用板子打他们的屁股；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不多的教育津贴，并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着上，他们也可以不同于普通人而身穿长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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