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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第1页）

有一个福音传教士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她的名字叫特丽。她看上去50出头，头发梳理得挺直僵硬，人们说她的头发只会被折断，而不会被弄乱。特丽教士精力旺盛而且不拘礼节，她的传教风格显然是效仿早些时候的密尔顿·伯尔。从观众的脸部特写镜头可以看出，他们几乎一直在笑。要不是他们的样子稍稍显得整洁健康一些，我们很难把他们和在拉斯维加斯观看演出的观众区分开来。特丽教士奉劝在座的以及那些“在家”的人通过找到耶稣改变自己的道路。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她向大家提供了一套“致富行动资料”，此举有双重目的：在走近耶稣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怎样使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变大。此举使她的追随者欣喜不已，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致富是宗教的真正目的。但是也许上帝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特丽教士已经被迫宣布破产并暂时停止了她的传教活动。

帕特·罗伯逊是热门节日《700俱乐部》的主持人，这既是一个电视节目，同时又是具有某种宗教性质的组织，你每个月只要付15美元就可以加入了（当然，如果你装了有线电视，就可以免费观看）。罗伯逊教士比特丽教士表现得要低调一些，他谦逊、睿智，具有电视观众喜欢的那种冷静的脱口秀主持人的魅力。他的感召力比特丽教士要大得多，至少从电视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他的节目仿效《今夜娱乐》节目的模式，包括采访、歌手访谈和成为再生基督徒的艺人的录像。例如，夏威夷唐·何[1]合唱团的姑娘们都是再生基督徒，在录像里，我们看到她们既在教堂里祈祷，又在舞台上表演（虽然不是同一时间）。这个节目还再现了曾经处于绝望边缘的人们看了《700俱乐部》之后重新树立了生活的信心。这些人在精心制作的文献电视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其中一个节目中，我们看见一个由于焦虑精神几近崩溃的妇女，她无法尽妻子应尽的义务，所有的电视节目和电影都让她对世界产生恐惧。她开始成为妄想狂，认为自己亲生的孩子都想谋杀她。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见她坐在电视机前，偶尔发现了《700俱乐部》。她对这个节目传递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开始接纳耶稣走进她的心灵。她被拯救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看见她平静而快乐地生活着，眼睛里洋溢着平和的光芒。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700俱乐部》两次把她带入了超凡的境界：第一次是把她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第二次是使她成为一个电视明星。对于那些涉世不深的人来说，到底哪一个是更高的境界他们都不清楚。

在每期《700俱乐部》结束的时候都会播出下次节目的预告，而且这些预告的节目总是异常丰富多彩。节目最后是一句我们常听到的话：“精彩节目不嫌多……明天同一时间《700俱乐部》再见。”

吉米·斯瓦加特是一个有点老派的福音传教士。虽然他的钢琴技艺精湛，歌声也非常动人，而且也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电视资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种激情澎湃的传教方式。但因为要出现在电视上，他便常常用普世教会的理论来缓和自己的态度。例如，在讨论“犹太人是否亵渎神灵”这个问题时，他首先回忆了耶稣的成人仪式，强调基督徒亏欠犹太人太多，并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没有亵渎神灵。在结尾的时候，他又指出，犹太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神殿而迷失了方向。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犹太人是可悲的而不是可鄙的，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人。

这是完美的电视传道——精彩、动情，有一种让人奇怪的宽慰，甚至犹太观众也会有这种感觉。电视——上帝保佑它——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这一点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就发现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因此吃过亏。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但也有例外，像斯瓦加特这样的教士在谈到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这样的话题时是不可能沉默的，他们攻击敌人时总是不依不饶。也许这是因为魔鬼和现世人文主义者都不在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范围之内，而且他们也不看电视。）

宗教组织目前拥有并管理着35家电视台，每家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宗教节目。为了写这个章节，我看了42小时的宗教节日，大多是罗伯特·舒勒、奥拉尔·罗伯茨、吉米·斯瓦加特、杰瑞·法威尔、吉姆·柏克和帕特·罗伯逊主持的节目。看42小时节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5个小时就足够让我得出结论，其中的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如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查尔斯·芬尼，个个都是学识过人，精通神学，具有高超的表述能力。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很多散文可以成功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诗歌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能够大致了解一首译诗，但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丧失了，特别是赋予诗歌美感的那种东西。通过翻译，它已经成为另一首诗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也许发现送一张安慰卡给失去亲人的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认为卡片能够表达我们当面哽咽着说出的话的相同意思，那就是自欺欺人了。卡片不仅改变了我们要说的话，而且还改变了赋予这些话意义的语境。同样，如果我们相信老师传授的知识可以用微型计算机更有效地复制出来，那么我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也不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比利·格雷厄姆曾经写道：“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力的交流工具。我的每一期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近300个电视台同时播出，我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比耶稣一生中传教的对象要多千百万。”[2]对此，帕特·罗伯逊补充说：“说教会不应该利用电视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他们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但传递的方式可以改变……要让教会不利用美国最具有生成力量的工具简直愚不可及。”[3]

这样想真是太幼稚了。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去除它一切世俗的用途。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在墙上放一个十字架，或在桌子上放一些蜡烛，或在醒目的地方放上一本《圣经》。通过这些，体育馆、餐厅或宾馆都可以被改造成朝圣的地方，都可以暂时从世俗世界中超越出来而再现为一种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在这些地方不能吃东西或闲聊，必须戴上无檐便帽或在适当的时候跪下，按要求无声地静默。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不论电视上是在播宗教节目还是在播电视剧《达拉斯》，我们都不会改变在自己的客厅、卧室或厨房里进行的活动。我们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俯卧撑或做看动画片时习惯做的任何事情。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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