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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表达能力和谈判能力能有效地进行谈判。能筛选、组织各种纷繁的信息，能在文字和口头上清晰地表达自己，简洁地解释复杂的问题；能据理服人，在谈判时能与对方作建设性的对话，引导对方和己方一起共同解决问题。

团队精神能以成员和领导的身份与各种不同的群体一起有效地、有创造性地工作；善于观察和听取他人意见；能理解他人不同的背景和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能理解他人的动机、感情和所关心的问题；善于识辨他人的才能；善于获取他人的支持、合作和尊重；善于影响群体和社会。

企业家精神目光远大，能构想未来；能认识并创造机会，而且不受条件的限制去追求这些机会；能负起促变的责任。

领导才能能制定和表达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能鼓舞和激励他人；能创造条件给予他人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动力。

知　识总经理精通至少一种专业，对工商企业的专业分工有全面的、系统的基本知识，充分理解各个专业的作用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对工商企业活动的各种环境和层面有明确认识。

专业经验熟练掌握一种专业的理论、方法、工具及其应用，懂得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放眼全球了解工商企业活动所在的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理解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能认识并解释全球趋势，能识别国际商企机会；学会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企业。

懂技术懂得并致力于技术的生产性应用，懂得产品技术和工作场所技术的应用以及它们对工商企业和社会所产生的普遍影响。

道　德信守道德准则坚持基本道德原则，身体力行；对工商环境和决策中涉及到的道德问题有敏锐的认识；对个人、企业、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用对别人一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不断自我提高努力提高自己，保持求知欲，尊重知识和学习，不怕承认缺点和无知；能作自我反省，也能省察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环境；善于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能楔而不舍地为寻找正确的答案而努力。

自重重视自己的长处，正确认识自己的短处；能接受批评；能应付逆境；能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能承担责任并与他人分享权力；能独立思考，有自信而不傲慢，不必依靠外界的表扬来保持自信。

行动在复杂、不稳定，甚至有冲突的情况下，能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能容忍模糊性；有决心取得实绩；懂得何时当为之，何时不当为之。

凭心而论，这些要求不能说不高。然而，“选之艰则材者出”，哈佛经理学院所培养的是未来工商企业的栋梁之材。哈佛经理学院所期望的是成为所有工商管理教育的指路明灯。

二十二　风华正茂上帝在我们的心灵和个性中，储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能力和力量，使我们人生有所建树，而发掘和发展这些能力要靠我们自己。

——诺尔曼·皮尔哈佛经理学院放眼于未来，同学们都向来习惯朝前看。不过，怀旧具有某种精神净化作用。本章我请几位同学回顾了一下毕业十年的历程，经验之谈，见仁见智。我的自述部分乃取自最近的答记者问，不计粗拙，一并献曝。

刘荫华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副总裁，现住香港。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橄榄球和网球。

“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的目的是帮助客户提高竞争力，提高利润。许多中国人、韩国人经营的家族公司已经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只集中在某一工业或某一国家。现在他们希望全球化，把企业扩展到别的国家去。然而这种新的投资往往有风险，所以在大规模投资前，就先请教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咨询公司。

“许多中国人的公司是家长制，作风较为专制，这也许不符合公司将来的发展需要，因为去海外拓展，公司的权力应该下放才行。

“咨询服务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作法很不相同。咨询在亚洲是一门新兴行业。中国人出钱付咨询费不大常见。他们宁可请人吃饭，希望得到免费咨询，以为索取信息、征求咨询意见可以不花钱。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

“去海外拓展的，一般是中国人家族企业的第二代。这种现象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一样。他们认识到咨询服务的价值，其中有的人还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除了国际市场之外，这些公司还希望提高本身运作的效率，因为在香港，甚至在中国大陆，企业的成本正在迅速上涨。中国大陆劳工成本低之类的老观念未必符合现实，所以这些公司希望下面的管理人员能提高效率。

“所谓‘企业重设计’现在风行美国企业界。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解雇员工的代名词，但在亚洲。‘企业重设计’的目的是使现有员工工作得更有效率，使企业成长更快。例如原来要经过五六个部门的决策或程序的，现在精简为一二个部门。

“美国企业管理决策过程较慢，研究问题比较彻底，分析较多，但冒险精神不够。亚洲企业较有决断性，但决策过程信息不足，分析不足，冒险精神似乎过多了一些。还有，西方比较着重书面文字，要求合同法律的严格性较高。中国人则着重人际关系，合同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起点，更重要的东西并不在文字上。

“我为一家著名的香港贸易公司担任过一个咨询项目的负责人。每次我将报告传真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时，他总是在几小时之内就亲自答复我。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公司得事先安排时间让我们去作正式报告，然后公司内部再开会，层层决策。我们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企业反应迅速，直截了当，并不重视理论分析而只看实效如何。

①　诺尔曼·皮尔（1898─1993）．美国著名牧师。著述甚众，以《积极性思维的力量》一书最有影响。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多种嘉奖。

“在美国，我们的客户是大公司的经理，他们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白人，属中上阶层。他们上过大学，衣冠楚楚，谨慎保守，害怕风险。

我们亚洲的客户则多是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是最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不怕风险，善于谈判，极重视个人关系。中国人的企业所有者一般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企业经理未必是股东，所以美国企业有如何使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号称太平洋世纪。的确，下一世纪亚洲的经济力量会变得更重要，但是不会凌驾全球。先进技术和社会进步仍主要来自西方。相反，疾病、环境污染、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乏、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法制不足、失业等等问题如下加以解决，势将阻碍亚洲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维护法治，坚持市场经济，以在世界上竞争。

“香港社会看重的是短期利润，有一种赤裸课的贪婪作动力，是一个自我膨胀的经济实体、但是，它缺乏某种道德价值的核心，某种社区感。

“香港1997　年回到祖国的怀抱当然值得庆祝。中国肯定希望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但今后一两年内可能有一段不稳定的时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香港的决策过程还不明朗，有些基本建设项目、房地产建设项目、电信项目需要政府批准。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变香港政府的既有决定，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司法是否真正独立，私有财产的保护、长期性经济项目的决策如何，合同双方有争议时解决程序如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尚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法治和人治中，人治的成分越多就越不稳定。香港是殖民统治，一向没有民主选举。我想，一般香港民众对法治的透明和经济自由要比对民主改革更为关心。

“我父亲刘遐龄是湖南人，出身农家，兄弟十一人中他是唯一念过大学的。父亲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华日报）的特派员和特约政治记者，并为《中央日报）撰写过专栏。后来是美国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现已退休。母亲是上海人，出身银行家族，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家五十年代末移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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