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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六章（第1页）

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在这些畸形的和猥琐的、卑鄙的和丑恶的人物和场面、事件与标题之间，在这些森严的衙门和官僚的天地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忧郁而高尚的形象，这人是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下毁灭的。

沙皇的魔掌不仅把天才的作品掐死在摇篮中，不仅葬送了艺术家的创作才华，把他送进法律的罗网和警察的陷阱，而且企图在剥夺最后一块面包的同时，污蔑他清白的声誉，加上贪污盗窃的罪名。

摧残和侮辱了亚·拉·维特贝格之后，尼古拉又把他流放到了维亚特卡。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两年半中，我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看到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这个刚强的人怎样消沉下去，成为衙门和兵营的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这个专制统治麻木不仁，是用招兵的尺码和公文的标准衡量世上的一切的。

不能说他毫不反抗，坐以待毙，他倔强地挣扎了整整十年；流放出来时，他还抱着战胜敌人的希望，想证明自己无罪，总之，那时他还准备战斗，他有他的计划和意图。但是在这里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也许，他对这个发现本可处之泰然，但是他的身边站着妻子儿女，而前途只是遥遥无期的流放，贫困和饥馑，于是维特贝格的头发一天天迅速变白了，人也一天天迅速衰老了。两年后，我离开维亚特卡与他分手时，他至少老了十年。

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漫长的苦难史。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自己对拿破仑的胜利，荣誉成了他的负担，他公开把它归功于上帝的恩赐。神秘主义和阴暗心理从来就是他的主要倾向——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1。在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这种倾向在他身上更是加强了。

当“最后一名敌兵走出国界”时，亚历山大颁布诏书，许愿要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建造一座大神庙。

全国各地都在征求图样，规定了大笔赏金。

维特贝格当时是青年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得了绘画科的金质奖章。他的祖先是瑞典人，但他出生在俄国，起先在采矿武备学校读书。他热情洋溢，性情古怪，倾向神秘主义。读了诏书和征求图样的公告之后，他丢下一切事务，日日夜夜在彼得堡街头踯躅，一个思想折磨着他，它比他更强大，不让他安静；于是他关上门，坐在房间里，拿起铅笔伏案工作了。

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构思告诉任何人。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到了莫斯科，专门考察这个城市和周围的地形，然后又继续工作，几个月中没人看到他，他也没向人透露自己的图样。

征稿评比的时间到了。图样很多，还有从意大利和德国送来的，我们的院士们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也与其他人一起呈上了图纸。过了几个礼拜，皇帝才开始审阅图样。这是沙漠中的四十天，考验、疑虑和焦急等待的日子。

维特贝格那充满宗教诗意的宏伟设计，震惊了亚历山大。他站在它面前，第一次开口询问设计图的作者。拆开密封的纸条，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美术学院学生的姓名。

亚历山大想见见维特贝格。他与美术家作了长谈。他那朝气蓬勃、天才横溢的议论，那充满在心头的真实灵感，那信念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在都打中了皇帝的心。“你是在用石头讲话。”他说，重又端详图样。

当天图样就得到了批准，维特贝格被任命为神庙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没有想到，他给艺术家戴上的不仅是一顶桂冠，也是一顶荆冠。

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术那么接近神秘主义；它是抽象的，像几何图形，又是无声的音乐，恬淡冷静，以各种象征、形象和暗示为生命。简单的线条，它们的和谐组合，节奏，数量的对比，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感觉。房屋或庙宇与塑像或绘画，诗或交响乐不同，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建筑物需要有居住者，它是规划、清理出来的场所，一个环境，像乌龟的背甲，软体动物的贝壳，它的任务正是在于为精神、目的、居住者服务，正如甲壳之于乌龟相同。神庙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屋基和房顶，必须反映它所供奉的神，正如颅骨上必然反映出大脑的曲折沟纹。

埃及人的寺庙是他们的经书。方尖碑是大路上的布道坛。

所罗门2的神殿是一部石造的《圣经》，正如圣彼得大教堂3是背离天主教的建筑标记，尘世生活的起点，人类还俗的开始。

寺庙建筑本身始终伴随着神秘的仪式、各种寓意和奥妙莫测的奉献精神。因此中世纪的建筑业者自封为某种特殊的圣徒，所罗门神殿建造者的继承人；他们组成了石工的秘密社团，后来它便发展成共济会。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质。基督教信仰与哲学怀疑精神，哥特式箭头形花纹与希腊式三角楣饰，宗教的圣像与世俗的美，展开了斗争。正因为这样，圣彼得大教堂才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它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基督教冲向尘世的要求，教堂带上了异教色彩；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4壁上画的耶稣基督是虎背熊腰的大力士，年轻力壮的赫拉克勒斯5。

圣彼得大教堂之后，教堂建筑术完全没落了，最后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古希腊的圆柱式建筑或者圣彼得大教堂。

巴黎也有一座万神殿，它名叫圣马德莱娜教堂6。另一座便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客观情势，便很难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切新建的教堂都显得不自然，虚伪，缺乏时代精神。尼古拉和托恩7造的印度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像一只五头调料盂，只是用圆球结顶代替了瓶塞；英国人用来装饰自己的城市的那些教堂，那种棱角鲜明的哥特式建筑，只能侮辱艺术家的眼睛。

然而维特贝格设计图样时的客观情势，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情，都是异乎寻常的。

1812年的战争猛烈地冲击了俄国人的头脑，直到莫斯科收复以后很久，震动的思想和激怒的情绪还不能平静。俄国境外的变化，攻占巴黎，百日政变8，期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的放逐海外，为战死的亲属服丧，为生者担忧，回国的军队，重返家园的士兵——这一切哪怕对最粗鲁的个性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想象一下吧，这个青年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具有天赋创造力、同时又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美术家，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在皇上的号召和自己的天才的激励下，会怎样呢？

莫斯科附近，在莫扎伊斯克大道和卡卢加大道之间，有一块不大的高地，它可以俯瞰全市，这就是麻雀山，我在青年时代初期的回忆中，已提到过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铺展在它的山麓下，从山顶眺望，是莫斯科最优美的风景之一。伊凡雷帝曾站在这里啼哭，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荡子，他望着他的首都怎样在他脚下燃烧；西尔韦斯特尔神父9来到他的面前，用严峻的语言把这位天才的恶魔改造了二十年。

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在山下迂回时，遭到了惨败，他的溃退便是从麻雀山麓开始的。

这是敌人到达的最远点，要建造纪念1812年的神庙，难道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吗？

但是这还太小，必须把整座山变成神庙的底层，环绕着通向河道的平野修建柱廊，然后在这三面由大自然环抱的地基上，建造第二层和第三层神庙，使三者结合成惊人的统一体。

维特贝格的神庙正如基督教的主要教理，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神庙的底层是从山中凿出的，采取平行四边形，形状像棺材，这是身体；它的前面是雄伟的正门，几乎全由埃及式圆柱支撑；它隐没在山中，隐没在未经人工雕琢的粗野的自然景物中。神殿是用高大的埃特鲁利亚10枝形烛台照明的，日光只能从第二层神庙穿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隐隐射进这里。这座地下圣堂将供奉1812年殉难的全体英雄，战死者在这里受到永恒的悼念，周围的墙壁上要刻满从统帅到士兵的所有姓名。

在这棺木和墓园上面，是形状像四臂等长的希腊式十字架的建筑，它构成神庙的第二层，是伸开双臂，迎接生活、苦难和辛劳的象征。通向它的柱廊饰有《旧约》人物的雕像，入口处站着先知们，他们在殿门外向人指点着一条他们未能行走的道路。这一层内部画着全部《福音书》的故事和使徒们的事迹。

它上面是第三层神庙的圆形建筑，这构成整个神庙的顶点和终结。这一层光线充足，是神庙的灵魂，肃穆宁静，它的环形设计表现了永恒的存在。这里没有塑像，没有浮雕，只是外面围绕着一圈由天使长组成的花环，上面是一个庞大的圆顶。

我现在仅凭记忆传达维特贝格的主要构思，他的设计是周密的，连最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而且处处遵循基督教神正论精神，又不违背建筑学上的优美原则。

这个奇特的人把一生精力都花在这设计上。十年受审期间，他心中仍只有它；在贫困潦倒的流放生活中，他依然每天挤出几个小时献给自己的神庙。这是他的生命，他不相信它不能建造；回忆，安慰，荣誉，一切都包含在艺术家的这些手稿中。

也许在受难者死后，将来会有另一个美术家用手拂去纸上的尘埃，怀着虔诚的心公布这份建筑师的蒙难录——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曾为它苦闷，为它牺牲，这个生命虽然一度充满光明，后来却在皇帝和司务长、枢密官和奴才、大臣和事务员的摧残压迫下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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