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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太人）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阿道夫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他自己是受益者之一）表示感激，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

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

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鲜廉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奥地利的首都，几乎每个异教徒都是反对犹太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林嗣的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

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

（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H·B·B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他寻欢作乐了5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拚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同年秋天，希特勒再次试图考进美术学院。他背着一大包画，找到了霍夫博物院里切尔教授的办公室。里切尔教授是负责保管和复原各种画的。希特勒恳求他助一臂之力，以进入美术学院。虽然教授承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他的画画得很精确，但希特勒的作品却未能使他产生深刻印象。阿道夫没精打彩地返回曼纳海姆，继续在书房作画。不过，没有汉尼希的合作，他无法出售自己的作品。由于急着要钱，他只好求助约翰娜婶婶——不是写信就是亲身前往希皮塔耳。

几年前，他们是在激烈的争吵中分手的；现在，她已是个快死的人，对先前如此粗暴地对待希特勒，心存恐惧。12月1日，她将全部存款从银行里提取出来。这笔款数目相当可观，共计3，500克朗，她将大部分给了侄儿。

几个月后，即1911年年初，她与世长辞，没有留下遗嘱。

当安吉拉得悉，阿道夫得到的遗产比谁都多时，便立刻向林嗣法庭提出申诉，要求将阿道夫的孤儿津贴归她。这是公平合理的，因为她是个新寡，不仅要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且还要抚养保拉。大概是压力或耻辱使然，阿道夫同意放弃数年来使他得以糊口的每月25克朗的津贴金。他自动前往林嗣地方法院出庭，声明现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同意将全部孤儿津贴金转给妹妹使用”。法庭立即令梅洛福先生以后将阿道夫应得的那份津贴转给保拉。在此之前，孩子们的这个监护人已收到希特勒来信，信中声明他此后不再需要那份津贴（梅洛福对女儿说，这件事希特勒处理得当，“他对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也未听说别人有什么怨言”）。

即使没有津贴，希特勒过的安稳的生活也是曼纳海姆里的住客无从梦想的。与此同时，希特勒仍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吃的是自己烧的饭，穿的还是破衣裳——这使他老与管理人员闹别扭。希特勒从约翰娜婶婶那里得来的钱是否全浪费在剧场里，这我们无从知晓；也不知是否蚀在他的同伴们所制定的某项计划里——在这里，合法的、不怎么合法的或完全不正当的活动非常活跃；或像从前一样，傻头傻脑地在他人面前炫耀，结果被人抢去。更有可能的是，他将钱藏在别处，然后一点一点地取用；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们，为了维持生计，常常采用这种策略。

阿道夫自立后，便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发奋作画。同伴们尊敬他了，因为他已有那么一股艺术家的风度。他对人彬彬有礼，虽然常帮助工人或提出忠告，但从不卑躬屈节以求与人相熟。然而，一旦谈起政治，他便立刻激动起来，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连头发也在飞舞。由于他常常如此，在住客中他越来越不受人欢迎。一天，他在厨房里烧饭，把两个搬运工人给弄火了。这两个工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组织，希特勒骂他们是“笨蛋”。为此“污辱性言论”他得到的报酬是头上一个大疙瘩，作画的手上一块伤巴和鼻青脸肿。

继库比席克和汉尼希后结交的一位新朋友警告他，他挨打是活该，“因为你不听忠告，谁也帮不了你”。几个月前，当希特勒弯腰曲背在画一幅教堂的水彩画时，约瑟夫·格莱纳被吸引住了。格莱纳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年青人，常与希特勒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既谈论经济、宗教，也谈论天文学和神学。他们长篇大论地议论人的易受欺骗性。其中一例是一幅登在报上的广告。广告里画的是一个女人，其长发垂地。该广告说：“本人名叫安娜·西拉希，有着莱茵河女妖式的长发。何来此美发？原因是我使用了本人发明的发油。凡欲得此美发者，请给安娜·西拉希去信，你将免费得到一份说明书和一封感谢信。”

“这就是我所指的广告”，希特勒说——据格莱纳说，“宣传，只要人们还相信这种胡说有用，就要宣传。”这种概念令他激动。他说宣传可把怀疑者变成笃信者。他相信，他自己就可将最荒谬的东西，例如保证使窗户打不破的膏药卖出去。

“宣传，只需要宣传。愚蠢者比比皆是。”

在1911年剩余的时间里以及在次年，希特勒稍稍稳重些了。他不再长时间地与人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作画，作品的质量也提高了。例如，他的水彩画《维也纳明诺科特教堂》在各方面都画得非常精确，简直可说是照片。从技巧上说，他的画可说是出自于职业画家之手——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他是个未经正式绘画训练的年轻人。画建筑物，希特勒具有天才，但画人物，他却不行了。画中若有人物，这些人物肯定画得很糟，且非常不合比例。他画的许多画都很好看，即使缺乏艺术性。从画中可看出，他有作画的能力，却缺乏专业训练。总而言之，希特勒更是个技师，不是艺术家；更是个建筑师，不是画家。到1912年，他已能用铅笔作画，水彩画也画得不错，油画画得更好。

他稳步地工作着，所画的画通过雅各布·阿尔登伯格和其他画商销了出去。希特勒本人再也不吹嘘自己的才能了。他的同伴们常常聚集在他房内赞赏他的作品，他则轻蔑地说，他是外行，画画还未入门。他认为，他的真正天才在于建筑。后来，他私下对一友人说，他作画是为了赚钱，他真正喜欢的那几幅画都是以建筑为主题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后，他的外观也有所改善；衣着虽旧，但干净多了，胡子也剃掉了。他已获得人们的尊敬，连曼纳海姆的主管也会跟他聊天了——“这是房客很难得到的荣誉”。

他的举止也端庄多了。他虽然仍继续争论政治，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我学会了少说多听，多听反对意见。他们的意见异常原始幼稚。”他发现，树敌的办法并不能控制他们的心。

最能显示希特勒成熟程度的莫过于他的书房。为表示对他的崇敬，谁也不想去占他最喜欢的窗前的位子。若有新客想占这个位子，有人便会说：“那位子有人了。那是希特勒先生的位子。”一位叫卡尔·霍尼希的新客很快便发现希特勒与众不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在我们中，唯有希特勒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他对霍尼希说过，进美术学院他虽遭拒绝，但他不久要到慕尼黑去完成他的学业。

在书房中，希特勒是知识阶层的核心。霍尼希回忆说，“因为他每天都坐在位子上，天天如此，几乎毫无例外。只是去送画时他才离开，但时间也很短。他的性格也古怪。总的说来，希特勒为人和善，也很可爱，对每个同样的命运都有某种兴趣。”希特勒虽然与人和睦相处，霍尼希与他还是有距离的。“谁也不敢去占希特勒的便宜。不过呢，希特勒本人并不骄傲，也不傲慢。相反，他心肠很好，也愿帮助别人。如果某人需要50个铜币，以便再宿一晚，他会慷慨解囊，几次我都见他拿着帽子去募捐。”

在一般的政治辩论中，希特勒除继续作画外，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不过，一旦出现“赤色分子”、“耶稣会会员”这样的字眼，或某人的发言“惹了他”，他就会唰地立起来与人争辩，“非常冲动，顾不得言语粗鲁”。然后，他便把手一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似乎在说，真遗憾，跟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白浪费，你永远也不会懂的”。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已与维也纳及其下层人民媾和。他已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至此，维也纳已没多少东西给他了。近几月来，他的思想已转向德国这个“祖国”。

在他床头的镜框中有这样一句口号：

我们自由和光明正大，我们坚定，

我们仰望祖国！万岁！

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迷人的首都，他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这五年半中他对维也纳是又爱又恨。关于他生活中的这一章　，可以命名为“在维也纳学习与受苦的岁月”，这是“苦难”的时期，“是我生活中最悲惨的时刻”，也是比任何一所大学更使他定型的时期。他认为，“是我生活中最艰苦、最全面的学校”。

1913年5月24日，希特勒身背一只盛着全部财产的破口袋，最后一次踏出了曼纳海姆那扇双层大门。汉尼希回忆说，看见他走，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伴。他理解每个人，能助人时便助人。”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去寻找他的前程。“抵达这个城市时，我还是个大小伙子，离开她时我已是成人了。我变得冷静严肃。在那里，我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政治观点，已初步形成。我从未将之抛弃，只在后来详细地加以充实。”

希特勒在单身汉公寓里住了三年零三个半月。这里曾是他的家、他的避难所。他离开这里时的情景，在汉尼希的记忆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希特勒与一个同伴——汉尼希怎么也忆不其他的名字——徒步上路，心里好生难受。如果这个同伙是他的犹太友人约瑟夫·纽曼（他长期以来也有迁居帝国的理想），那末，这将是绝大的讽刺。

1913。5—1918。12

（1）

他下了维也纳开来的火车，爬上楼梯，走进了喧嚣的慕尼黑霍班霍夫区。打从第一分钟起，巴伐利亚的首府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缩也纳听惯了多种语言的嘈杂声后，连人们的说话声在他听来都是和谐悦耳的。“这城市对我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我曾在里边住过多年似的。”

那时正是春天，春光明媚，阳光普照，被从巴伐利亚部分的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山风洗涤过的空气似乎也比维也纳的空气清新。那天是星期天——5月25日。街上除漫步的游人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街上的楼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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