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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穿花格子上衣的电视导演拿声拿调地嚷了一嗓子，场内的灯光全亮了，晃得人睁不开眼。郑丽荣下意识地把手搭在前额上，她在地里干活，迎着太阳看东西时常这样。

“达来（谁）？”

“花格子”不客气地朝她一指，白眼珠扫了她一眼。她顿时满脸通红，把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她不明白“花格子”何以把她叫“达赖”，也搞不清楚那个西藏喇嘛和她的举动有何种联系。左右看看，20个同伴前后两排直挺挺地坐着，个个都庄严肃穆得如庙里的菩萨。唯有李秀兰，正微妙地偷偷地用舌头舔嘴唇，并且力争将左侧脸颊受光，因为那面有一颗浅浅的酒窝。

今天早晨，她和其余二十人分成一组，乘车来到电视台摄制棚，与日本观众见面。带队的说了，每人只给几分钟，谁有什么遗留物品，身体记号和记得的血亲姓名都要争取在这几分钟里交待清楚，既简明扼要又不失重点，事先务必做好充分准备，说什么最好心里都演习好，免得到时紧张达不到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8点半，是家庭主妇收看电视的最佳时间，效果最好。寻亲公开露面只此一回，以后再不安排，因此又可以说，今天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是整个来日活动的中心与高潮。

机不可失。

郑丽荣身上汗津津的。屋里有冷气，她还冒汗，由不得她。在国内别说上电视，就是看电视也是有数的，全村137户，有电视的只有16家。她不知这些人将如何被编到那个框框里，还可以说，可以动，可以随意地朝外看……前边，两侧、背后，甚至头顶上都有灯，烤得她心慌意乱，有些坐不住了。

“花格子”又发脾气了，这回不是跟她，是跟摆弄电灯的那拨子人。

好不容易摄像机转起来了，一个抹着红嘴唇儿的女人对着镜头说了半天，大家便开始逐个儿亮相了。

最先走出去的是孙树国，晃着熊一样的块头来到事先预备好的椅子前，身子大，椅子小，显得挺滑稽。有人轻声发笑，窘得他手脚没处放，一个劲儿地用手拨拉耳朵。大概他自己也觉着这副傻模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倒人胃口，便力争又挤出些笑来。嘴角刚往上一推，又想，与亲人失散，饱受战争之苦该是件悲哀痛心的事，岂能面对观众嬉皮笑脸？可忧悒的表情怎么做？分寸怎么掌握？蹙盾？咧嘴？啜泣？抑或娘们儿家式的嚎啕？哪一种他都做不出来，那场战争于他是太遥远了。人们常用“光阴茬苒，往亊如烟”这样的词来形容过去，形容时间的流逝，而他连那淡淡的烟也没有。中国，给他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老婆、孩子，座落在雍和宫身后永康胡同里的小黑门，以及送到嘴边的喷香的炸酱面……但他却是日本人，家乡日本只是在教科书里出现过，在文艺作品里出现过，虚幻漂渺又令人难以琢磨。有人说，日本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对祖先的虔诚精神并不亚于中国人。两国都有“叶落归根”的说法，都有清明上坟的习惯，连7月祭奠亡灵的“盂兰盆会”放河灯都是一样的。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是一种执着又纯真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日人民是共一的。

生身母亲在离开他时未留下任何痕迹，无论是姓名还是衣物。与母亲分手时，是他出生第三天的日子，按中国孩子的习惯是“洗三”命名的日子。这一天，是孩子和家人的吉庆日子，接生姥姥烧满满一铜盆水在炕当间一放，七大姑八大姨围着，说着吉祥话儿往専扔铜子儿，再由姥姥解包，将孩子托在手上进行沫浴大礼。姥姥一边洗一边念叼：“洗洗头，荣华富贵似水流；洗洗腰，官封三品坐大轿；洗洗腚，结结实实祛百病……”被洗的孩子往往此时手舞足蹈，蹬踹打挺儿，亮起嗓门干嚎。此举谓“响盆”，为大吉之象。而他在被中国姥姥托起的时候却给这家人来了个大窝脖儿，非旦闷着没出声，未造成“响盆”效应，反而翻起白眼儿来，而且翻得极有花样，那双小小的黑眼珠在呼噜呼噜的喘息中变成了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月牙儿，任那位老太太在他那该“祛百病”的位置上怎么拧，也不归位。为此他的养母阢陧不安，恐惧而骇然。他的养父，利发祥布铺的孙老板亦紧蹙眉心，忧郁而不快。现在想来，当时他未随波逐流地去凑什么“响盆”的热闹实在是太有远见了，至少母亲和那位姥姥心里明白，“洗三”对他来说已无实际意义，他已是6天的婴儿，早已错过了人生那个吉庆的时刻。在他本该“洗三”那日，他正被接生的石姥姥由哈尔滨日本难民营偷偷抱出，赤条条地揣在怀里，直奔松江产科医院而去。利发祥老板太太今日生产，却是死胎，孙太太是个精明人儿，运筹于产床之上，买通医生，托石姥姥在外头速寻男婴，以遮人耳目。

石姥姥腕子上新添了个黄橙橙沉甸甸的镯子，颠跑起来格外卖力。依着孙太太的选儿标准，要才出生的，要有小鸡儿的，要体格强壮的，要面庞清秀的，要父母是正经人家儿的……实际上，这第一条便难，孩子不少，才出生的却不多。更何况，月科儿的孩子一天一个模样，变化神速，才落生便是才落生的样，拿10天的孩子却充不过去。时置秋天，哈尔滨凉风骤起，不少人染上了霍烈拉，日本难民营里更是秽气冲天，粪尿横流，充盈路面。病童饥妇，人尸杂陈，蓬头污面的日本难民悲号凄鸣，形容枯槁。国事日非，昔日太阳神骄子之意气风神已无处追寻，剩余的只是为了生存做最后的挣扎。

石姥姥来到难民营，在躺卧的日本人中趟来趟去，一双眼专在小孩儿身上转。也是石姥姥心急才想出来的招儿——要日本人的孩子，便宜，没有后顾之忧，少了许多麻烦，更不用担心若干年后孩子的父母会突然找上门来。日本孩子怕什么？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从赤条条的孩子身上分出他们的国籍来，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都一样地张着嘴嚎，决不似老毛子的种，绿眼白皮，让人一眼便认出是外秧儿，跟中国人永远揉不到一块儿去。

石姥姥在难民营里转了个遍，一双小脚实在挪不动了也没寻到一个刚落生的，想着孙太太至今还没下产床，心里一急，一屁股跌坐在水坑里。赶快往起爬，又绊了个趔趄，直起身一看，是条腿，一晃一晃地打着拍子。往上瞅，是个日本娘们儿，敝着怀，蓬散着头发，正闭着眼聚精会神地唱着一首日本小调。引起石姥姥注意的倒不是女人苦中取乐的不正常精神状态，而是她那两只荡在胸前的奶子。石姥姥是干嘛吃的？专干接生下奶的主儿，那双眼比什么都管用。

“喂，子供（小孩）的有？”

女人睁开满是眵目糊的眼，空洞无神。她病着，病得很严重。

“子供的有？”石姥姥又问。

女人摇摇头，又唱。石姥姥不走了，象只猫似的蹲下来，在这个娘们儿身上她嗅到了婴儿的味道。女人翻来复去就是一支歌，再没唱过别的。

石姥姥从怀里摸出一张饼，递到女人手里，女人谢也没谢，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噎得直伸脖子。

“慢着点儿，留神噎坏了。”石姥姥拿出母亲的架式轻轻拍击着女人的后背，“吃完了我这儿还有。”说着又拿出一张来。女人跪在原地艰难地磕了个头，眼泪刷刷地往下淌。

“我说，你要有孩子不妨先交给我，我替你看着，你走时再还给你。”石姥姥看着女人的脸小心翼翼地说，“你带着也不一定能活，难民营正闹霍烈拉，屁眼儿里窜‘米汤’，带血，人半天儿就完，吃药都来不及，谁挨上谁就死，大人都抗不住，甭说孩子……”

女人缓缓地撩起衣襟，露出了里面的孩子，也就是今天的孙树国，那天正是该他“洗三”的日子。

“把你的地址给我。”日本娘们儿说一口地道东北话。

石姥姥诌了一个。

女人又说：“这孩子我是认得的，丢不了。”

石姥姥说：“那当然，自个儿的孩子认得出，认得出。”

女人并不急着交孩子，却掏出个骨灰盒，抱着孩子一遍又一遍地磕了头，冲着骨灰盒说“对不起您啦，为了给武儿留条活路只好让他去中国人家里住几天，躲过这场瘟疫。将来走时，我会把武儿接回来，我们三个一起回日本啊……”女人喃喃地说个没完没了，又把孩子的脸往骨灰盒上贴，直弄得小孩哇哇大哭，她自己也捶胸撕发大哭起来，说险些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孩子无论如何与她是不能分开的。石姥姥又把闹霍乱的事说了一遍，女人还不干，说要死也死在一起……眼看没咒念了，石姥姥走了下策，觑着冷处，出其不意，夺过孩子撒腿就跑。

“抢人！强盗——”女人声嘶力竭地喊，追出几步，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上。

抢日本人，对愤怒已久的东北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种最简便的报复手段，不光孩子，连吃喝穿戴都抢，只有助威者，决无干涉者。

石姥姥顺利地把孩子弄到手，寻个僻静处将孩子的包裹及一切有可能反映出其来历的附带物全部扔掉，只将一个孩子光溜溜地送到孙太太床前。

“孙先生，是不是谈谈您自己。”“红嘴唇”提醒跑了神的孙树国。

“是的，我谈谈……”孙树国一下被拉回灯火通明的摄影室，真不知从哪儿说起。“……我叫孙树国，手表厂的司机……黑龙江哈尔滨人，养父孙玉升，过去是利发祥绸布店老板，母亲张继惠，家庭妇女。我是1945年秋天在哈尔滨难民营被人抢出来的，生母吃了中间人两张烙饼……”又没词儿了，好象该说的也说了，只好任着摄像机围着他前后左右地照。时间一到，立即如释重负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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