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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第1页）

丧期已过，我和丈夫在早饭时分又一起坐到厨房的餐桌前。如此的安静而又温文尔雅，陌生人会以为我们平安无事。我把咖啡壶端到米海尔面前，米海尔递给我两只杯子。我倒咖啡，米海尔切面包。我往两杯咖啡中放上糖，搅个不停，直到他发话将我止住。

“够了，汉娜。已经好了。你不是在钻井。”

我喜欢喝清咖啡。米海尔习惯喝奶咖。我数着一、二、三、四、五、六。六滴牛奶滴进他杯中。

我们的坐法是：我背靠冰箱，面朝明亮的蓝色长方形窗子；米海尔背对窗子，眼睛可看见冰箱上的空玻璃瓶、厨房门、门厅的一角以及通往盥洗室的过道。

而后，收音机里传出晨间轻音乐和希伯来文歌曲，令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令米海尔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他一声不吭地站起身，走到洗涤槽前洗他的杯碟。走出厨房。在前厅脱下拖鞋，换上鞋子。穿上灰夹克。从挂衣钩上取下帽子。戴上帽子，夹着黑色旧式公文包，回到厨房，吻一下我的前额，道声再见。我必须记住在午饭时分买煤油，煤油快用光了。他在记事本上写下要给供水部门付水费，查查是否有错。

米海尔离开家门，我喉咙开始哽咽。我问自己这忧伤出自何处。它从哪个讨厌的秘密躲藏处钻到这儿，将我这平静而湛蓝的清晨搅乱。我就像办公室的档案管理员，收拾出一堆记忆碎片，在长长的记录栏中检查每个数字。某个地方隐藏着严重错误。这是幻觉吗？我认为我在某些地方看出了大错。收音机停止了歌唱。突然报道说，在乡下爆发了骚乱。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八点钟。时光永不停息，也不会让人休憩。我抓起手袋，又催促亚伊尔，这是多余，他早已先于我准备完毕。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走向撒拉·杰尔丁幼儿园。

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晨光明媚，各种声音清晰入耳。年老的四轮马车车把势懒洋洋地躺在箱子上，扯着嗓子尖叫。塔赫凯莫尼教会学校的男生歪戴着贝雷帽，一个个相跟着走在路边。他们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取笑老车把势，并向他挑衅。车把势朝他们挥挥手，像是在还礼。他微笑着，继续歇斯底里地唱着歌。儿子开始对我解释说，3B汽车线路上有福特和法洛格两种汽车。福特式马达很有力；法洛格式马达稍差一些，比较慢。儿子突然怀疑我是否在听他说话。他考问我。我已经准备好如何作答。每个字我都听见了。儿子。儿子你很聪明。我在听。

耶路撒冷的早晨明澈蔚蓝。连施耐勒军营的灰色石墙也在竭力显得不那么沉重。一块块荒地上生长着茂盛的植物：黑莓、牵牛花、水浇黄瓜以及其他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野生植物，人们通常称之为野草。我突然打个冷战，止住了脚步。

“亚伊尔，我出门前锁厨房门了吗？”

“爸爸昨晚就把门锁了。今天又没人开。妈妈，你今儿这是怎么啦？”

我们穿过施耐勒军营的沉重铁门。以前我从未进入这些令人生畏的高墙内。我小的时候，英国士兵占据此地，机关枪探出墙壁。许多年前，这座堡垒叫作叙利亚孤儿院。此名以其特有的方式威胁着我。

门前站着一位金发哨兵，正在哈气取暖。我们经过时，年轻士兵盯住我的大腿，看裙子与白短袜间的裸露部位。我对他报以一笑。他热情地凝视着我，目光中夹杂着羞愧、欲望、期待和歉意。我看了一下手表：八点一刻。一个明澈蔚蓝的日子，早上八点一刻，我还是很疲倦。我想睡觉。但只有在梦幻离我而去的情况下才能安睡。

每个星期二，米海尔从大学回家时，都会在卡哈那代办处订购两张第二轮放映的电影票。我们出去时，楼上凯姆尼扎之子约拉姆照看孩子。有一次，我们从电影院回来后，我发现床头柜上的小说里夹着一张纸条。约拉姆将他最近写的一首诗交给我品评。约拉姆在诗中描述道：一对青年男女于薄暮时分在果园漫步。突然有位陌生人骑马而过，这位黑衣骑士手持黑色火把，当他奔驰而过时，黑纱撒向大地和情侣。页尾，约拉姆在括号里解释说，黑衣骑士就是黑夜。约拉姆并不信赖我。

第二天，我在楼道里碰到约拉姆，告诉他我喜欢他的诗，或许他应将其投到青年杂志上。约拉姆紧紧攥住栏杆。恐惧地扫了我一眼，随即轻轻苦笑了一下。

“戈嫩太太，全是瞎编的。”约拉姆低声说。

“你是在说瞎话吧？”我微微一笑。

他转身上楼。突然又停下来，回过头，慌里慌张地嘟哝一句致歉的话，好像是上楼时撞了我一下似的。

安息日之夜。耶路撒冷的夜晚。洛麦玛山上高耸的水塔掩映在落红之中。落日的余晖渗进树叶，整座城市仿佛在熊熊燃烧。低垂的薄雾徐徐涌向东方，如苍白的手掌滑过石墙和铁栏，抚慰它们。周围一切都在默默融化。热烈的渴望悄悄笼罩了这座城市。巨石热量散尽，被冷雾吞没。轻风吹拂庭院。吹得纸屑沙沙作响，继之发现无趣，便将它们抛却一旁。邻居们身着安息日盛装走向教堂祈祷。远方的汽车在瑟瑟低诉的松树上投下一层紫晕。停一下，司机，停一下。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脸。

我们桌上铺着白桌布。花瓶里插有一束黄灿灿的万寿菊。桌上放着一瓶红酒。米海尔切安息日面包。亚伊尔唱了三首从幼儿园学来的安息日歌。我把烤鱼端上桌子。我们不点安息日蜡烛，米海尔认为对不守教规的人来说，点安息日蜡烛很虚伪。

米海尔给亚伊尔讲述“三六暴乱”[35]。孩子边喝东西边提出一些很聪明的问题，并以“我的话完了”作结。亚伊尔的姿势表明他很着迷。我也在听丈夫说话。一个身穿蓝外套的漂亮小姑娘想隔窗喊我，所以用小拳头敲打着玻璃。她神色惶恐。几近绝望。嘴里不住地说着什么，我听不见。她不说话了，可脸依旧贴在玻璃上。先父在每个安息日之夜都习惯对着葡萄酒和面包祈祷。我们也总点安息日蜡烛。先父不了解宗教习俗的真谛便将它们沿袭下来，直到伊曼纽尔哥哥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安息日的传统才遭到摒弃。我们对传统的尊崇很不牢固。先父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南耶路撒冷德国定居点的山坡下，一列火车在疲惫地爬行。火车头咆哮着喷吐白雾。列车驶入空空荡荡的月台。最后一次喷出的气息孤苦无助地消逝了。汽笛的最后一声长鸣打破了沉寂，但沉寂十分顽固。于是发动机投降了，屈服了，变冷了。安息日之夜。寂静的耶路撒冷。模模糊糊的期待。连鸟儿也寂静无声。或许他就站在耶路撒冷城门门口。在西洛姆果园或是恶意山上。整座城市漆黑一片。

“安息日快乐。”我冷漠地说。

儿子和丈夫大笑起来。米海尔这样说道：

“汉娜，你今天晚上好快活啊。这条绿色的新裙子多适合你啊。”

9月初，楼上那位歇斯底里的邻居格里克太太被送到一家疯人院。她屡屡犯病。一病就在院里或街上游荡，脸上一片茫然。这是位身材丰满的女人，具有一种没生过小孩的、三十八九岁女人身上那种成熟奔放的美。衣扣总是不经意地敞着，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有一天，她朝那个温柔的男孩约拉姆发作，在后院扇他的耳光，扯开他的衣服，骂他小流氓、下流坯、不正经。

9月初一个安息日的夜晚，格里克太太一把抓起两个尚在燃烧的安息日烛台，扔到丈夫脸上。格里克先生逃到我家。他瘫倒在扶手椅上，双肩不住地颤抖。米海尔放下烟斗，关掉收音机，去药店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一小时之后，白大褂儿们赶来。他们从两侧抓住病人，轻轻架着她走向救护车。她下楼时的那副样子就像依偎在情侣的臂膀中，一直唱着一支欢快的意第绪语歌。其他住户默默地站在自家门口观瞧。约拉姆下楼站在我身边。他轻声说：“戈嫩太太，戈嫩太太。”他脸色煞白。我伸手去抓他的胳膊，但中途又缩了回来。

“今天是安息日，今天是安息日。”格里克夫人走近救护车时尖叫起来。丈夫站到她面前，断断续续地说：

“没关系，杜芭，一点事儿也没有，一切都会过去，只不过是一种情绪而已，杜芭，一切都会好的。”

格里克先生瘦小的身上穿着皱巴巴的安息日服装。七零八落的胡子颤动着，好像有生命一样。

救护车开走以前，要求格里克先生签署声明书。这是一张烦琐详尽的表格。借着救护车车灯，米海尔一项一项地读着。甚至还为格里克先生填上两项，免得他亵渎了安息日。米海尔一直陪伴着他，直到街上空空如也，随即将他请到我们家喝咖啡。

这大概就是格里克先生为什么成了我们家常客的原因。

“戈嫩博士，我从邻居那儿听说您在集邮。这真是个奇妙的巧合，我在楼上有一盒邮票，我用不着，非常高兴送给您做礼物……请原谅，您不是博士？那又何妨？整个以色列百姓在上帝面前都一律平等，上帝不喜欢的人除外。博士、下士、艺术家——大家总体上都一样，没什么差异。言归正传，我可怜的妻子杜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现在安特卫普，妹妹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写来许多信，贴有许多好看的邮票。上帝未赐给我孩子，所以要邮票也没用。我非常愿意把这些邮票送给您，戈嫩博士。作为回报，请您能赏脸让我时常光顾雅舍，这样我便可以读《希伯来大百科全书》了。跟您说，我现在正探求知识，打算把《希伯来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当然不是一次读完。每次来看上几页。从我这方面，保证不打搅你们，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也不会把泥巴带进屋内，进门时一定把鞋擦得干干净净。”

这样一来，邻居就成了家里的常客。除了邮票，他还送米海尔正统派犹太教日报《观察》周末增刊，因为上面有科学栏目。从那时起，我便享受在大卫耶林街格里克店里优惠购买的特权。拉链、窗帘挂钩、扣子、搭扣、绣花线，格里克先生把所有这些送给我做礼物。我无法拒绝他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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