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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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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疑惑，抗战已经胜利，聿明已经归家，为什么我现在还对往事念念不忘。你会说，往日已然过去，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诉说？我只有苦笑。已然过去？并没有过去。已发生的一切，依然存在着，不是吗？阿豆依然不能复活，婆婆依然葬在那个曾是儿童乐园的战时公墓里；而我，依然是那个受到重创的女子，身心留着八年战争与沦陷造成的伤疤。日本人侵略厦门那一年，我才22岁。而今我已30岁，30岁了。我人生的一段光阴啊。我还能想些什么？你以为，我可以安坐于轿中，欣赏着沿途景致——好像，在这里穿山越岭，是一种愉悦的经历。也罢，告诉你吧，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些堪比羊肠小道的山路上乘轿赶路，已经有大半天了。一路上磕碰颠簸，除了岩石、树木和轿夫流汗的羸弱背影，看不到其他风景。此刻，那些“孤岛”岁月和沦陷时期的点滴往事涌上心头，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你猜得没错，我们正在远离鼓浪屿的路上。你会说，此时恰好可以用来细细回忆我们家里的温馨过往，鼓浪屿的街巷、店铺和海滩。不必担心。我对鼓浪屿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忆犹新。况且，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在福州不会住太久，也许一年，或许两三年。

想必你会坚持说，既然长路漫漫，有着诸多不适，为何不在旅途中歌唱或是咏诗？为何不畅想来日，或是追忆战前的幸福时光？也许你不能理解的是，我可以在时光中上下求索，却依然找不到一刻无忧无虑的幸福。人生永远是五味杂陈的，不可能从时光中切除一截苦难，重新接上美好的两端。至于诗歌……谁知道呢？也许明天我会吟诗作赋。也许吧。我自己做主，懂吗？今天我做主，任凭思绪如潮。

看，前方的轿子停下了。山路逐渐陡峭，轿夫们放下轿子，掏出用芭蕉叶包裹的自备鸦片。他们蹲下来舔着鸦片，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鸦片是富人的催眠药，而这山路上的脚力们却用它做强心剂。新保姆回头看看第二台轿子里的阿梅和阿州。我的两个孩子加起来才80斤左右，对于7岁和9岁的年龄来说算很瘦小。可话说回来，如今哪个孩子不比实际年龄瘦小呢？新保姆——她的名字叫菊钗——对他们微笑着。她在尽力讨孩子们喜欢，觉得自己能让他们忘掉素莉。

现在，我的轿夫追上了他们。我们家的轿子都颤巍巍地停在路边岩石上。“出来透透气。”我说，“来吧，孩子们。快点。”我钻出自己的轿子，双腿僵硬地向他们走去。阿州已经爬到了轿子边，阿梅还在等我把她抱下来。我们活动活动腿，揉揉后背。阿州把一块石头踢下山坡，跟着开始捡起鹅卵石，向树上丢去。

正值下午，不是强盗土匪杀人越货的最佳时刻。再说，我们看上去没什么油水，至少不太值得打劫。我们携带的不过是路上的干粮和每个人的换洗衣物、牙刷、梳子。我们打算到了福州再置办其他用品。母亲、阿桂和云云会料理我们离家后的所有杂事。

“小姐。”保姆喊阿梅，“你看这里。”她蹲在路边一丛野花旁，解开叶子的卷须，又把缠在花丛上的一条藤蔓扯下来绕在胳膊上。

“快扔掉。”我警告道，“别把球茎拔出来。有毒的。”

“我知道，太太。我最喜欢火焰百合了。”

“我们可以做个花冠。”阿梅提议。

“好呀，给你和妈妈各做一个。”

“不用了，谢谢。”菊钗喜欢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我倒是很欣慰。火焰百合不大引人注目，但嫣红花瓣中的一抹黄色煞是好看。

我俯身拨弄着路边的石块。菊钗是阿玲家厨子的表亲。她30多岁，我其实更想要个年轻点的保姆，不过她身体硬朗，脾气温和。可我还是想念素莉。当时为我自己着想，我曾动过挽留她的念头。不过，即便她那位羊倌如母亲预料，投奔了共产党，至少她可以过上自己的小日子。我把手中的一颗石头丢了出去，恰好命中一棵树。阿州回过头来，惊讶地扬起眉毛。“现在我要击中后面的那棵树。”我说道，“看到没？那棵。”石头正中目标。我站到后面，阿州也击中了目标。“行了。”我说，“玩够了。回轿子里去吧。”

这条南北向的山路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几处是凿山筑隧，还有几处则是直接将山坡夷为平地，不过这段路依然十分陡峭。“算了。”我转念说道，“我们走一走吧。菊钗，你要拉住阿梅的手，千万不要让她摔下山坡。”我拉住阿州的手。“看着脚下的路。”我说。

显然，阿州那天在厨房里的举动很令人称许——像古代传说中的孝子那样情愿舍身为母。我当然不可能让他死，甚至也不会让自己死，不过我确实痛苦到了几欲轻生的地步。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如同排山倒海般袭来，让人无法继续埋藏在心底，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经历一番。纵然无法真正付诸实施，也要疯狂发泄一下。那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悲哀的是，那一幕并不是了局。请记住，我所说的并非真正的自杀。否则我现在岂不早该人死灯灭了吗？不是的，正如之前说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感觉具体化。那么空虚……仿佛无止境蔓延的空虚。我感到冰冷彻骨，如同行尸走肉，悲哀如巨石般梗在心中。但无论如何，我并未轻生。

我不指望那种悲哀会彻底消退。不过，今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你看，看那粉晕的日光，看我手臂上摇曳的叶影。听听大山的叹息声。一个人即便再如何沉浸于悲痛，她也能抬起头，欣赏啁啾的鸟鸣，岩石上温热的阳光味道，还有无边无际盛放的雪白茉莉。

我和阿州每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暴露的树根间择路前行，我们跃过路中被去年季雨冲出的沟渠，身手灵敏得像两只山羊。细细想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自戕事件少而又少。我们在诗歌戏曲中所歌颂的那些，之所以受人瞩目，恰恰是因为其不同寻常。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宁愿苟且地活着。活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我仍记得阿桂说过的一句话，在得知我可能参与了抗日活动时她说，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活下去。

我每次看这条路都发现有些不同。早晨的深黄色泥土不见了，现在我们脚下的蓝灰色花岗石碎片嵌在一片细腻的赭色泥土中。甚至连沟渠也有了变化。眼前这道纵贯山坡的沟渠被冲刷过，只在几个低洼处淤积了些泥沙。隔离道路与沟渠的花岗岩石板不知被放置了多少岁月，它们前倾后倒，长满各种苔藓。轿夫们对这条道路想必早已烂熟于胸。他们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连小腿都记得住每个坡道的斜度，脑子更是本能地测量得出每个弯道间的距离。

我的腿开始疼痛，但我不想停下脚步，不能在爬山中途放弃。这样左转、右转、再左转，稳步地向上攀爬，很令人怡然自得。还不能放弃。“山重水复疑无路”后面一句怎么说来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阿梅愁眉苦脸地看我一眼。

没等她往下说，我就摇了摇头。等我们到达陡坡的顶部，才可以再坐轿子。或者翻过下一座山，直到我们走累为止。

当轿夫脚步轻快时，那感觉几乎像在海上行船。我重新乘上轿子时就有这种感觉。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去福州，当年阿梅只是个小婴儿，我还没怀上阿州。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天生就适应海上旅行，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我盯着轿夫乌黑的头发，用手护住自己的肚子。我的想法变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像是在航行。即便轿夫走得有节奏，依然让人很不舒坦。聿明去福州前，我应该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么颠簸对胎儿不好，其实我们应该走海路的。这个时节，温柔的海浪会轻轻摇着我们，大海会为我们让出一条通道，而不是眼前这不肯退让的土地。大地像是在与我们抗争着，以牙还牙地回击轿夫的脚步，传到他们的腿、到脊梁、到肩头、到胳臂，再传到轿子，最后击中我们。

我本可以告诉聿明怀孕的事，可还没等我确定，他就走了。

我们从大路转入一条小径，香蕉叶和蕨类树叶擦过我们的手臂和肩膀。中午时分，我躺在轿中躺椅上，不得不合眼以躲避亮光。我眼见天色渐暗，想透过绿色枝叶的间隙，眺望一下染上紫晕的天际。在蝉鸣合唱声中我提高嗓门，提醒孩子们穿上毛衣。除此之外，这里唯一的声响，就是轿夫们脚踏小径时发出的啪嗒啪嗒声。

周遭各种阴影越来越浓，我们向一座寺庙走去，准备到那里过夜。遗憾的是，等我们到达寺庙并且安置妥当后，光线会太暗，无法阅读了。我轻叹一声，像鸽子在一片蝉鸣中的惆怅叹息。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整天都在期待着读完昨晚才开始看的那本小说。

高处的激流顺着山坡往下奔腾，只听见喧闹的水声。沿着小径下山后，一条溪流出现在前方，黑暗而隐秘的水面上闪着落日余晖的银光。架在小溪上的桥是用对半劈开的树干做成的，轿夫过桥时放慢了脚步。他们抬着我们到了对岸，转弯后继续向前走。我们右手边赫然现出一段花岗岩山崖，上面用红漆大字篆刻了一首诗。诗句末尾高出路面足有一丈有余，上写：

山花望高天

崖木植深田

我塞在包里的小说是范昊甫写的。我本想今天看完，想知道情节会如何发展，故事会如何结局。或许我可以从小说中了解他的想法，读懂他写这种小说的意图。这本小说与他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而且农民作为他故事中的主角也不是第一次。但在他之前的故事中，主人公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日本人造成的。而在这本小说中，令主角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有着热忱理想的男青年，他似乎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范昊甫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创作小说或诗歌的立场出发，他总是能创造出任何他所希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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