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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第1页）

余秋雨：讲过了商代的文化记忆，接下来应该让我们的视线投向何处？毫无疑问，是诸子百家。中华文化从强悍的美丽，走向浓郁的智慧。

这是必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再强悍、再美丽，也得不到精神升华，缺少穿透历史的力量。

说到诸子百家，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却都不太清楚，至多只了解一点只言片语。在人们的记忆中，比较清晰的可能只有被看做是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这就触摸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记住百家的热闹，还是应该记住热闹之后执掌门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每每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纵横五百年间，对社会、人生、哲学、道德做出过如此积极、广泛、深入的探讨，我都觉得很感动。“百家争鸣”的热闹状态反映的是我们祖先积极、睿智、勇敢，对未来充满希望，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后辈子孙永永远远地记忆。

王安安：我觉得比起历史选择的结果来，记忆当时热闹的状况更重要，因为我觉得在后来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缺少了很多当时的全方位激情，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带来的多元思维方式。对于逐渐走向墨守成规的后代来说，记忆那种古老的热闹、那种创造的激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种记忆、这种激情，让我们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结果，更可以继续创造状态。

金子：百家中的儒家自从汉代以后就成为封建统治倚重的哲学流派，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我们当然也要重点记住经过历史筛选、作为热闹的精华流传下来的儒家。

余秋雨：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有很多水脉中断了，枯竭了，只有一道水脉贯穿长远。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把后来渐渐消失的水当做从不存在。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历史的选择，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祖祖辈辈都在这种影响下过日子，所以值得记忆。

就像选择一个单位的长官，当选者也许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这个单位的发展就和他的思维有关了，这个人也因而值得关注。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对这个单位的影响不大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唧唧喳喳的无限可能，其中很多人长大后会成为普通民众，但也会有人成就一番大事。但他们如果失去了少年人本该拥有的单纯和热情，也就失去了群体性的优秀，更不会有什么变得特别杰出，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青春。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我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甚至也是我少年时代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是对少年时代的倒逆性肢解。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还想用果园来比喻。不错，就像一座果园，如果通过科学的分析，一定可以挑选出最好的品种，应用最合适的授粉方式，使水果的产量最高，质量最佳。但是谁都明白，果园真正的黄金时代，却是百花齐放、百蝶纷飞的春天。

不错，人们可以在恒温的实验室里选出最佳的品种类型、最佳的授粉方式，然后在一个封闭的暖棚里用精确的滴灌技术快速培植，但这是销售者们的机智，对于大地来说，却少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果园，少了一个阳光烂漫的春天。

又譬如一条大河，下游一定平静而从容，但它在形成之初，却是由千万小溪翻腾、倾注、汇集在一起的。任何一条大河，如果没有热闹的上游，也就不会拥有壮阔的下游。

因此在选择文化记忆的时候，也一定不能遗忘平静前的喧闹。作为后代子孙，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并且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对大家有一个提议：在记忆儒家的同时，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它们与儒家的异同，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设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例如，儒家过于强调家族伦理的特点对于门阀政治的泛滥起到过不小的负面作用，那么，如果法家不要那么强悍，历史会不会改变选择，而一旦改变，又会怎么样呢？或者，如果道家更积极有为一点，却仍然比儒家更尊重自然，更超越官场，而历史又选择了它，会怎么样呢？

有一种说法，叫“历史不可假设”，这是疲惫无奈的“既成历史学”；如果从“创建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窝囊的。

只有尊重多种假设，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勃勃生命力。

尽管后代思想界也曾有过争论，但百家争鸣的古老的热闹却再也没有重现。那份热闹似乎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中国的精神领域中，成为了一种极其遥远的美好，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惆怅。更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的国人逐渐产生一种思维惯性，那就是对任何问题的单一化判断和选择。

现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单一化的思维习惯仍然渗透四处。例如，许多读者经常会请我推荐一本最好的书给他们，我说值得读的好书很多，而他们自己的需要又都不相同，无法“推荐一本”，但他们对我的这种回答觉得沮丧。大家已经习惯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这就违背了我们的祖先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体现出的多元共生、互相依存、二律悖反、阴阳互补的风姿，真是可惜。

选择是一种兼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赢。文化的选择，更应如此。

万小龙：据我了解，本来在汉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后来汉武帝即位，由于他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就显然很“与时俱进”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问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所以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术从此逐渐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余秋雨：我们文化学术界的主流思维是继承既成传统，认为那就是“国情”。但是，百家争鸣的景象确确实实地出现过，而且正是出现在这片国土上，这难道不是国情吗？

我在备课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课程中给你们一代留下一个关于百家争鸣时代的深刻印象。人类最深刻的印象，首先总是作用于视觉，因此我从世界坐标出发，找了一幅画，那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对于从古希腊开始的百家争鸣的想象，可能对我们加深印象很有帮助。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Schoolof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佛罗伦萨（Florence）的统治者麦第奇家族（theMediciFamily）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就开始频频提到雅典学院时代的学术氕氛，并且建立了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PlatoAcademy）。

《雅典学院》中出现了很多学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图，他的左边是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古典哲学的两大流派。两人的周围围绕着很多学者，倾听他们激昂的辩论。也有人在台阶上旁若无人地独自研究，后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两座浮雕，分别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画面上这些人从不同方向进行着平等的、创造性的思考，实在让人振奋。始于十四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靠的不是仅仅复兴一个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而是对欧洲整体思维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复兴。因此，拉斐尔在这幅画中又加进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后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脉精神的参与。

看了这幅画，从视觉上领略了这种情景，我们可以回到“国情”之上了。与雅典学院的创办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东方，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官。稷下是齐国都城一座城门的名字，究竟是南门还是西南门，有待继续考证。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以地名命名，创办时间接近，运行方式也相差无几。可见，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曾经出现过《雅典学院》那种令人感动的景象。

中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团体，如武士团体、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好汉团体，等等。但是真正让人类高贵起来的，是这样的学术团体。在这里我很想停留一下，讨论几句。大家怎样看待这种东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巧合呢？

王牧笛：雅典学院和稷下学宫并存的时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在时间纬度上构成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某种暗合。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早期，或者说青少年时期，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的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虑，这比对事物的单层面向的考虑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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