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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第1页）
到了下宾菲尔德后，我们摊开四肢，在草地上躺了很久，农民们在自家门前看着我们。一位牧师和他的女儿跑来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们许久，就像是看鱼缸里的鱼一般，然后又走开了。我们有十几个人，威廉和弗雷德还在唱歌，打架的那两个人也在，还有个叫比尔的乞丐。比尔一直在向面包商乞讨，讨来了很多馊面包塞在衣服里，贴着他的光身子。他拿出来同我们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中有个女的，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女流浪者。她年约六十，身材微胖，面容憔悴，穿了条黑色拖尾长裙，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她摆出一副尊贵的模样，要是有人坐到她身旁，她便会嗤之以鼻，往旁边挪开一点。
“您去哪儿，太太？”一个流浪汉大声问道。
那个女人哼了一声，看着远方。
“得了吧，太太。”他说，“高兴点儿嘛，交个朋友，我们不都是在一条船上嘛。”
“谢谢，”那女人挖苦道，“哪天我愿意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我会通知你的。”
我喜欢她说“流浪汉”时的腔调，就像是让你瞬间看清了她的全部面目；一个内心渺小、狭隘的女性，根本没从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学到什么。无疑，她曾是位受人尊敬的寡妇，因为某些离奇的变故而成了流浪者。
收容所六点开门。那天是周六，按照惯例，整个周末我们都会被关在收容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有种模糊的感觉，周日会发生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登记时，我在职业那一栏填了“记者”，这比填“画家”要真实些，因为我有几次靠给报社写文章挣钱，但这样写挺傻的，因为肯定会招来盘问。我们刚在收容所排成一排接受搜查，所长就叫了我的名字。他年约四十，严肃生硬，有副军人派头，看上去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专横，但说起话来像老兵一样粗哑。他严厉问道：
“你们谁叫布兰克？”（我忘了我写的是什么名字了）
“是我，先生。”
“这么说你是个记者？”
“是的，先生。”我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再多问几个问题我就要穿帮了，那可能意味着要坐牢。但所长只是从上至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这么说，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我想是的。”
他又看了我很久。“那你可真他妈不走运，先生。”他说，“真他妈不走运。”打那以后，他便对我另眼相待，偏爱中甚至带有一丝尊敬。他没有搜我的身，在浴室里竟还给了我一条干净的毛巾独自使用，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在一个老兵的耳里，“有教养的人”一词竟会如此奏效。
七点钟不到，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喝光了茶，回房里呆着。我们一人一个小单间，里面有床架和草荐，按理说能睡个好觉。但没有一个收容所是完美的，下宾菲尔德最大的缺点就是寒冷。暖气管道供热不足，我们领到的两条毯子是用薄薄的棉花制成的，没什么用处。这时还只是秋天，却已冷得刺骨。晚上漫长的十二个小时里大家都在翻来覆去，睡着几分钟，继而又打着哆嗦醒来。我们不能抽烟，因为偷带进来的烟都藏在衣服里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整条走廊到处能听见呻吟声，偶尔有人开口大骂一声。我想没有人能睡着超过一两个小时。
早上吃完饭，医生检查过后，所长就把我们领进餐厅，锁上大门。房间里石灰刷墙，石头铺地，摆满了饭桌和长凳，感觉非常沉闷，还有股牢房的气味。装了栅栏的窗户太高，没法向外看，除了一只钟和一张印有济贫院规章的纸外，便没有别的装饰可看了。我们胳臂挨着胳臂坐在长凳上，才早上八点，却已经无聊透顶。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说的，甚至连动弹的地方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能抽烟，抽烟被默许，只要别被当场抓住就行。有个名叫斯考蒂的小个子流浪汉没烟可抽了，他胡子拉碴，带有格拉斯哥[1]和伦敦的混合口音，昨天搜身的时候，他的烟盒从靴子里掉出来被没收了。我给了他够卷一根烟的烟丝，我们偷偷吸着，一听见所长来了，就像学校里的男生一样，赶忙把烟塞进口袋里。
大多数流浪汉一连十几个小时都会呆在这个极不舒服、毫无生气的房间里。天知道他们怎么会受得了，我比其他人要走运一些。十点钟时，所长找了些人去打杂，他挑了我去济贫院厨房帮忙，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这和那条干净的毛巾一样，都是“有教养的人”一词的神奇功效。
厨房里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偷偷溜到存放土豆的棚里，几个济贫院的贫民躲在那里不去做周日早上的礼拜。里面有几个包装箱，坐在上面很舒服，有几份过期的《家庭先驱》可以看看，甚至还有一本从济贫院图书馆拿来的《拉斐尔》。贫民们饶有兴致地聊着在济贫院的生活。他们告诉我，他们最讨厌济贫院的一点，就是得穿制服，那是代表慈善的标志；如果能穿自己的衣服，甚至是戴自己的帽子，围自己的围巾，他们就不介意当穷光蛋。我在济贫院的餐桌上吃了午饭，那顿饭是自从我在X酒店开始干活以来最丰盛的一顿，足足可以喂饱一条蟒蛇。贫民们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周日饱餐一顿，然后在一周的其他几天里饿肚子。吃完饭后，厨师让我洗碗，还让我把吃剩下的食物倒掉。浪费的程度很是惊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吃了一半的大块大块的肉，一桶桶碎面包和蔬菜，都一起被当作垃圾倒掉，和茶叶渣一起腐烂。我装了满满五大桶还能吃的食物。我这么做的时候，五十个流浪汉正坐在收容所里，吃着他们的面包和奶酪，勉强能吃个半饱，也许因为是周日，还能额外加两个凉了的煮土豆。据贫民们说，宁愿把饭菜倒掉也不给流浪汉们吃是故意的。
下午三点，我回到了收容所。流浪汉们已经从早上八点坐到现在，连动一下胳膊的地方也没有，现在都快无聊得发疯了。烟也快抽完了，因为流浪汉的烟都是捡来的烟头，只要离开人行道几个小时，就会无烟可抽。大多数人已经无聊到不想讲话，只是挤坐在长凳上，茫然地瞪着眼睛，要是打一个大哈欠，满是胡茬的脸就会撕成两半。房间里弥漫着无聊和倦怠。
帕迪的背脊因为抵着硬椅背而疼痛起来，又要哭哭啼啼地诉苦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去和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流浪汉聊天，他是个年轻的木匠，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据他所说，他是因为缺少一套工具而不得不流浪。他与其他流浪汉稍微保持一定距离，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通人，而非流浪汉。他还爱好文学，口袋里揣着本《昆丁·达沃德》[2]。他告诉我说，除非他饿得不行，否则绝不进收容所半步，他宁愿在树篱下过夜或是去睡草垛。在南海岸，他白天乞讨，晚上就睡在海边的更衣室里，一连几周都是如此。
我们聊起流浪生活。他谴责这一济贫制度，说它白天把流浪汉关在收容所长达十四个小时，剩下的十小时随他们游荡，还要躲避警察。他说以自己为例，因为缺少一套几英镑的工具而过了六个月的济贫生活。真是荒唐，他说。
然后我跟他讲了济贫院厨房里浪费食物的情况，谈了我的想法，他一听，说话的口吻立即变了。我发现我唤醒了沉睡在每个英国工人内心的等级观念。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挨着饿，但他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食物该倒掉，而不是给流浪汉享用。他很严肃地告诫我：
“他们必须这么做。”他说，“如果他们把这些地方弄得太舒适，全国的渣滓都会跑来。正是因为伙食不好，才能把他们挡在门外。这里的流浪汉都是懒骨头，不肯去干活，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你不能鼓励他们好吃懒做，他们就是渣滓。”
我和他争论了一番，想证明他是错的，但他听不进去。他一再说：
“你可千万别同情这儿的流浪汉，他们就是渣滓。你可别用你我这种人的标准来判断他们。他们是渣滓，渣滓而已。”
看他把自己与“这儿的流浪汉”微妙地区别开来很有意思。他已经流浪了半年，但他似乎在暗示，在上帝眼中，自己不是个流浪汉。我想应该有不少流浪汉感谢上帝没让自己沦落为流浪汉。他们就跟某些远足者一样，称其他远足者玩的是小伎俩。
三个小时总算熬过去了。六点时晚饭来了，我们却发现根本难以下咽；早上的面包已经够难啃的了（周六晚上切好的），到这时已经硬得像船上吃的饼干。幸好上面抹了一层油，我们就把油刮下来吃，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六点一刻，我们被勒令上床睡觉。这时有新的流浪汉来了，为了不混淆不同天进来的流浪汉（怕有传染病），新来的住单间，我们睡宿舍。我们的宿舍跟谷仓很像，三十张床紧挨在一起，还放了只桶，算是当作夜壶。宿舍里的气味极其难闻，年纪大一点的整夜咳个没完，还要起夜。但那么多人在一个房间倒也暖和，我们多少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十点，遣散的时间到了，我们做完最后一次体检，领了一大块面包和奶酪作为午饭。威廉和弗雷德仗着有一先令，把面包钉在了收容所的栏杆上，说是一种抗议。他们觉得这是肯特郡第二间难熬到没法呆下去的收容所，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就流浪汉而言，他们是开朗的那种。有个低能（每群流浪汉中都有个低能）说他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抓着栏杆不肯走，最后所长不得不给他一脚，把他踹走了。我和帕迪往北去伦敦。其他多数人去艾德山，据说那儿的收容所是英国最差的[3]。
那天又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路上静悄悄的，偶尔有几辆车开过去。闻够了收容所里混杂着汗水、肥皂水和污水的恶臭后，空气像野蔷薇般芬芳。路上好像只有我们两个流浪汉，然后我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是小个子斯考蒂，那个格拉斯哥流浪汉，他正喘着粗气追赶我们。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盒子，满脸堆笑，像是来还人情的样子。
“伙计，这是给你的，”他诚恳地说，“我欠你几个烟头。昨天你请我抽烟，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所长把烟盒还给我了。知恩图报嘛。给你。”
他把四根受潮变形、腐烂变味的烟头塞到我的手里。
注 释
[1]格拉斯哥：苏格兰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商港，英国第三大城市。（译注）
[2]《昆丁·达沃德》：英国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路易十一和他的宫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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