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九月五日上台。制宪议会决定由他执政,当时没有其他有效当局可以使政变合法化,但经起义者要求,圣菲市政府承认在将军就任总统之前由乌达内塔代理。驻扎在新格拉纳达的委内瑞拉官兵依靠平原小业主和乡镇教士的支持打败了政府军队,起义获得成功。这是哥伦比亚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政变,也是哥伦比亚人十九世纪里经历的四十九次内战的第一次。华金·莫斯克拉总统和凯塞多副总统成了孤家寡人,离职出走。乌达内塔取得政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派出私人代表去卡塔赫纳请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
在何塞·帕拉西奥斯的记忆中,将军的健康状况很久以来没有像那几天那样稳定,接到军事政变的消息之后,头痛和下午的潮热霍然而愈。但他也从未见过将军那么焦急。蒙蒂利亚感到担心,同塞瓦斯蒂安·德西根萨修士商量暗中帮将军一把。修士欣然同意,干得很出色,在等候乌达内塔的使者时陪将军下棋,打发漫长的下午,故意输了让将军高兴。
将军第二次去欧洲时学会了下棋,在秘鲁作战旷日持久,晚上没事就同奥利里将军下,几乎到了高手的水平。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再提高了。“象棋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迷恋,”他常说,“我更喜欢激动人心的消遣。”尽管如此,他制订的公共教育纲领仍把象棋规定为学校应该传授的高尚有益的游戏之一。事实上他自己从未坚持钻研,因为这种慢条斯理的活动不适于他的神经,他的心思要集中于更重要的问题。
将军的吊床挪到了临街的门口,乌达内塔的使者顺着那条尘土飞扬、阳光炙热的大路来时立刻可以望见。塞瓦斯蒂安修士来时看到将军在吊床上大幅度摇晃。“唉,修士,”将军说,“你不接受输棋的教训。”他坐不安稳,每走一着,修士思索时他就站起来。
“别害我分心,阁下,”修士说,“我下棋可不能像狼吞虎咽似的。”
将军笑了:
“中午大吃大喝,晚上只能粗茶淡饭。”
奥利里不时在桌前站停,查看棋局,替他出出点子。他总是不高兴地拒绝。然而他每次赢了棋就跑到军官们在玩牌的院子里吹嘘自己的胜利。塞瓦斯蒂安修士有一次在下棋时问他,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
“永远没有,”他说,“那是死人的无聊玩意儿。”
等候邮件一向使他焦急,现在简直成了苦难。尤其是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圣菲的邮局往往为了等最新消息推迟发送,让跑驿站的人等得不耐烦。相反的是,小道消息越来越多,传播迅速。将军在邮件到达之前已经听到各种消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做出决定。
九月十七日,当他得知使者快到了,便派卡雷尼奥和奥利里去图尔巴科路上等候。来人是文森特·皮涅雷斯和胡里安·圣马利亚上校。圣菲传说纷纭,说将军病势危笃,两人见将军精神极好,大大出乎意外。将军住处临时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有地方和军队要人出席,即席讲话,为祖国祝酒。最后,将军留下两个使者,单独谈了真实情况。圣马利亚上校性格悲观,讲得有点危言耸听:如果将军不接受总统职位,全国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有了生存才有变革,”他说,“政治局势澄清之后我们才知道祖国是不是存在。”
圣马利亚上校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用武力统一全国,”将军说,“关键不在这里,而在委内瑞拉。”
从那一刻开始,他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想法:既然敌人不来自外部而是在自己家里,那就从头再来。各地的寡头政府,在新格拉纳达以桑坦德分子和桑坦德本人为代表,已经对一体化的主张发动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一体化会损害当地豪门家族的特权。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他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下去:“我知道有人取笑我,说我在同一天给同一个人的信里对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说我一会儿同意君主制的设想,一会儿又不同意;说我在别的场合对两件事同时表示赞成。”人们指责他对人对事的判断变化无常;他反对费尔南多七世,却同莫里略握手言欢;同西班牙进行殊死斗争,但积极提倡西班牙精神;他依托海地取得胜利,后来却把它当作非美洲国家,不请它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他加入过共济会,在弥撒上宣读伏尔泰的作品,但又维护教会;一面讨好英国人,一面又打算同法国公主联姻。人们指责他轻浮、伪善,甚至两面三刀,对朋友当面捧场,背后谩骂。“好吧,这一切都确有其事,但都取决于一定的条件,”他说,“我这么做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美洲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对这一点我从没有矛盾也没有怀疑。”结尾时他说了一句加勒比土话:
“别的事情都去他娘的!”
两天之后,他给布里塞尼奥·门德斯的信中说:“我不想接受制宪议会授予我的职权,因为我不想充当造反派的首领,由胜利者通过军事方式任命。”然而当天晚上他向费尔南多口授给拉斐尔·乌达内塔将军的两封信里,语气就没有这么生硬。
第一封信是个正式答复,一开头就显得郑重其事:“尊贵的先生。”鉴于上届政府解散以后共和国所处的混乱废弛状态,他认为政变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可侮。”信中写道。但要他接受总统职位绝对不可能。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只是回到圣菲,以普通军人的身份为新政府效力。
另一封是私函,从第一行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我亲爱的将军。”信中详尽清楚地说明了他犹豫的理由。由于堂华金·莫斯克拉并没有提出辞职,明天还是可以被承认为合法总统,他便成了篡位的人。他重申了公函里说过的意见:在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光明磊落地任命前,他绝不可能执政。
两封信在同一邮班发出,另外还有他要求全国忘掉他的激情、支持新政府的公告原件。但他避免做出任何许诺。“看起来我说了许多,其实都是空的。”他后来说。他还承认有些话是投他人所好。
第二封信最值得注意的是命令的口吻,一个丧失全部权力的人说出这类话实属罕见。他要求提升弗洛伦西奥·希门尼斯上校,让他可以率领足够的士兵和装备去西部对付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和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将军,终止那反对中央政府的打打停停的战争。“那两个就是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他坚持说。他还推荐另一些军官担任不同的高级职务。“这方面的事由您料理,”他对乌达内塔说,“从马格达莱纳到委内瑞拉,包括博亚卡,别的事情由我来做。”他准备亲自率领两千名士兵去圣菲,协助重建秩序,巩固新政府。
以后的四十二天中,他再也没有收到乌达内塔的直接来信。在这一个多月里,他继续给乌达内塔写信,大肆张扬地发布军事命令。轮船来来往往,但他再也不谈去欧洲的事,即使偶尔一提也是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波帕山麓的住所成了全国的司令部,那几个月里的军事决定大多是他在吊床上建议或做出的。最后,他不知不觉逐渐参与了军事以外的决定,甚至过问一些小事,例如替他的好朋友塔蒂斯先生在邮局谋职,让那个在家里闲不住的何塞·乌克罗斯将军重新服役。
在那些日子里,他一再说那句老话:“我老弱有病,对什么都很淡漠,但人们总是找我麻烦,污蔑我,以怨报德。”然而见到他的人谁都不信。表面上他好像只是谨慎小心地为加强政府做些布置,事实上却是以总司令的权威和权力耐心细致地筹备军事机器,计划用它收复委内瑞拉,然后以委内瑞拉为根据地,重建世界上最大的联邦。
时机是再好没有的。新格拉纳达牢牢掌握在乌达内塔手里,自由党已被击败,桑坦德困在巴黎,厄瓜多尔由弗洛雷斯控制。弗洛雷斯是那个野心勃勃、性格矛盾的委内瑞拉首领,他曾把基多和瓜亚基尔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将军相信,制伏暗杀苏克雷的凶手之后,就能把他争取过来,共襄大业。玻利维亚在圣克鲁斯元帅的牢固统治之下,圣克鲁斯是将军的朋友,前不久还提出让他担任驻梵蒂冈的大使。因此,当前的目标是一举剥夺派斯将军对委内瑞拉的控制。
将军的军事计划似乎是趁派斯集中力量防守马拉开波时,从库库塔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是里奥阿查省九月一日解除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不承认卡塔赫纳当局,宣布归属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立即表示支持,派了佩德罗·卡鲁霍将军前去协助,卡鲁霍是九月二十五日事件的头目,畏罪潜逃后一直在委内瑞拉庇护之下。
蒙蒂利亚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去通知将军,但是将军已经知道,情绪高涨。因为里奥阿查的倒戈为他提供了借口,可以从另一条战线调动更强大的新的军队攻打马拉开波。
“此外,”他说,“卡鲁霍落到了我们手里。”
当天晚上,他和军官们在屋子里开会,制订精确的战略,描述地形地貌,像挪动棋子似的布置一支支部队,预测敌人可能做出的一切打算。他的军官大多是西班牙最好的军事院校培养的,他却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能同任何一个军官比学历,但他能设想出全局,连最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他的记忆力惊人,多年前路过的地方有什么障碍都能说出,虽然他远不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大师,但在灵感方面,谁都不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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