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最新章节，第4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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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　５０００　万人（现在为　１　亿人）甚至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　１０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１８００　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１７８９　年与　１７９７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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