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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页；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页。

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１８　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

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

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

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

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

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　１７　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

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

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

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　１９　世纪的

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

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

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

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

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

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

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

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

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

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

②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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