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最新章节，第5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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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

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

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

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②

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

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

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

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

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

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

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

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

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

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

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　１９　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

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

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

①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08、412—413　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

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　16—2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76—90　页；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25—33　页。

②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学报》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6—599　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3—65　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

斯基著作，第　53—55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362—363页；赵冈：《中国

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志》第　40　卷第　4　期（1981　年　8　月），第　733

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7—418　页和同时期

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①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

中国》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页。

②河地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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