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蒸汽动力工厂的引进,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它把数量更多的
工人集结在主要由客观市场力量支配其活动的、性质不同的城市环境中,然
而,并没有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厂之间,
有许多由动力驱动机器的小工场。另一方面,工厂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
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民国时期,城市不断从乡村吸收农民,他们随
身带来了旧的行为方式。①
这些工人常常来自某些特定的地区,和家庭并没有断绝联系。例如,上
海的纺织女工主要来自江苏南部。特别是无锡和常州,或来自江苏北部。雇
佣反映出私人关系,车间常由同村的姑娘组成。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是
从河北某些有锻铁传统的县招来的,并很可能因原来在乡间的亲戚关系、同
①谢文孙:《中国农村的行会资本主义:珠江三角洲乡村企业家创业的传统,1875—1925 年》(1982 年
11 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第 1 — 4 页。
①艾琳?托伊伯:《日本、台湾和中国东北的移民和城市》,载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
国城市》,第 374 页;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 78 页。
乡关系或其他个人关系而同工厂主有联系。②
这类别国早期工业化共有的典型模式,从一种观点看,意味着无产阶级
是高度流动的农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长期留在城市,姑娘们回
家乡结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乡下,而且有史料证明,30 年代经济萧条时
期,长江下游城市的失业工人回到了乡下。工资也补充了农民家庭的收入。
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
资购置土地;较贫困的家庭则用来维持生活。③城市工人的社会观点,很可能
取决于在农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资弥补家庭农业收入之不足,或他(她)
是否来自(通常)没有亲戚网扶持的边际农村阶层。
在城市里,新来劳工的农村出身大概会妨碍劳工的团结。处境较好的、
有技术的江南挡车工,和苏北来的更穷、更粗鲁的女工——她们做最脏的活,
提升的机会最少——之间的敌对状态,掩盖了他们对工厂主的怨恨。甚至如
1929 年北平电车工人罢工的重大事件与传统风潮的相似之处,和欧洲资本主
义工业化晚期阶段出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经济斗争相比,也要多一些。①
此外,许多城市工人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早期的现代工业
实际上是由剩余的农业劳动资助的。离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
资;年轻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业部门中是劳动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
人更不能控制他们的境遇。长期形成的招工和训练的方法,在这些过渡性的
境况中可能变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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