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有关的迁移模式;但是上海帮会的控制,使纱厂女工面临被诱拐和被强奸
的厄运,并且降低她们的生活条件,因为工头为她们的工棚付钱,控制着工
棚。同样,天津铁工厂的徒工制度为厂主提供不熟练但非常便宜、无需付工
资的徒工,以供厂主轮换工人;徒工三年学徒期满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②
尽管客观情况如此不利,在 20 年代,工人们还是开始在拥有大量工厂工
人的城市里组织起来。在像广州这样的地方,老式行会已有高度发展,它们
为动员工人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新建的组织却仿效西方工会的模式。起开
辟作用的是较有技能、有魄力的壮年男工,如机械工人和海员,而组织的推
动力则主要来自新知识分子。
在广州地区,工会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代替了行会和同业公会。在 1920
—1922 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繁荣期,形成了第一个组织工会的浪
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劳工的经济扩张时期,工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正确认识。
这些年的罢工提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自发要求。1923 年初,京汉
铁路工人受到血腥镇压,其后工潮中断两年,这与经济衰退期和全国性的劳
②关于上海纺织女工的情况,来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纱厂女工,1912—1949 年》(斯坦福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1982 年);关于天津铁匠的情况,来自盖尔?赫沙特:《飞锤走凿:三条石工人》,《现
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年 10),第 387—420 页。关于合同工制度,见霍尼格:《包身工制度与女
工:解放前上海的纱厂》,《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4 期(1983 年10 月),第 421—454页。
③城乡劳力交换诸方面的论述,见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
1911—1937 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 44—50 页有论述。
①戴维?斯特兰德和理查德?韦纳:《20 年代北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言论:1929年 10 月 22 日电车风潮
的分析》,《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年),第137—180 页。
②陈明:《劳工与帝国》,第 140—141、150 页提出的一些论点,与霍尼格关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关
于天津所提的论点相似。
工运动政治上的退却同时发生。先前罢工所得再度为通货膨胀所消蚀,这是
造成 1925—1927 年第二次罢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这些年里工人运动
与政治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如省港大罢工和抵制洋货便
是例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助长了激进主义,广州新的国民党政府又鼓
动建立群众组织。到 1927 年,香港有 200 个工会,广州有 300 个工会,在整
个珠江三角洲估计有 70 至 75 万工会会员。
然而,劳工运动并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知识分子鼓动者,特
别是共产党员,同工会的一般会员关系有限,后者仍主要关心改善自身的经
济状况。工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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