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最新章节，第2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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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　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2　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

平衡。见格罗夫和周锡瑞书中（第　404—412　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　23—28、44—48　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

与主子》，第　6　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　年》。

③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　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第　90—132、348—467　页。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第　110　页；瞿同祖：《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第　39、59—60　页。

显著提高了包括对外贸易关税在内的商业税在税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种估

计表明，政府的岁入按流通的银两计算，在　１７５３　年和　１９０８　年之间约增加了

三倍（如按物价变动调整，实际增加一倍）。②然而，这是不够的。清朝政府

无法从由于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国民生产额中，提取足够的份额。只是在　１９

世纪中期镇压叛乱的军费使财政非常紧张以后，国家才认真尝试改革。此后，

中央政府似乎从未能控制它的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同样一直经费不足。在清

朝末年，大宗赔款严重地损伤了财政已经困难的政府，政府正试图急剧地扩

大其职能。１９００　年以后，为筹措地方改革的费用而增加附加费和新税种，与

其说有利于财政的稳定，还不如说更促使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

除去困扰清朝财政政策的各种结构问题之外，还有大批文献表明，在　１９

世纪，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败的损害，君主政体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尽

管考虑到有一些夸张，但看来官吏赖以为生的包税制固有的腐败，已经牢牢

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税收及其他许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组手段，就

不能肃清腐败。然而，在较高的级别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败并没有严

重地威胁到要吞没整个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规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动精

神，但使政府机关保持运行。在　１８　世纪期间，军机处已逐渐从皇帝能借以避

开正规官僚机构的非正式的工具，变成一个主要的、本身有权制定政策的机

构；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软弱时，它也能使政府保持运转。①在　１９　世纪初，由

于官员们决心防止大规模贪污腐败在朝廷重现，改组了内阁，确实改进了公

文流通，使高级官员对朝廷有了更大的影响。此外，在　１９　世纪大部分期间，

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从阮元到张之洞）在政府供职。能做到这

一点，与其说是由于他们为之供职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说是由于　１９　世纪的严

重危机。即使如此，１９　世纪的几个满族统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而朝

廷上的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满族统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对政策施加了

真正灾难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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