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最新章节，第3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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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结构充满着缺点，但崩溃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内部的不当，或

朝廷的堕落引起的，而是未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１９　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叛乱

表明了问题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会的结构。要了解帝国制度的覆灭，

人们必须着眼于来自名流阶层的政治挑战。

名流积极精神的兴起

上面已经谈到，这个运动很自然地起源于传统名流阶层的融合和分裂。

到　１９　世纪初，日益扩大的社会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动的

增长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专制政府却阻挠政治表现或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任

何相应发展。这一形势在整个　１９　世纪期间加剧起来，因为社会的团体在进一

步扩展，而下层的官府职能人员也在增加。对权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没有仿效

欧洲模式。在这个一体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可与欧洲封建贵族相比

的军事上强大的群体，也没有如欧洲市民那样的处于边缘、但在经济上却是

最重要的阶级，能够要求政府作出让步。满族朝廷一直对国内军事挑战的危

②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80、131　页。

①白彬菊：《朱笔：清代中叶的军机处上奏制度与中央政府决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　年），

第　296—308　页。

险非常敏感。尽管旧军事势力衰落，但它尚能维持对新的区域／地方军队的指

挥将帅的控制，这些军队是为镇压　１９　世纪中期的叛乱而建立的。最初挑战的

出现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对抗，相反，是由于身处边缘位置的人发挥主动精

神和表达意见，这些人接受现制度，但担负了更主动的对付时常发生的危机

的职责。在政局内外的人们之间，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

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他们

迫切要求权力再分配，即向外从政府到社会领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结构内部

的权力再分配。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中，这种逐渐成熟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并向当时的当局发动了正面攻击。

士绅管理公用事业的兴起，是因为官僚统治机构没有能力在水利、公共

秩序与公共福利等方面，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务。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

行政部门的责任，但里甲制度崩溃之后，必须制订一种新制度。①由衙役管理，

充满了因腐败和经费不足这两方面而产生的问题。士绅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

一种替代的解决办法。现存一些　１７　世纪上海和宁波等地区士绅参与公共工程

管理的相互无联系的资料。在　１８　世纪下半期，地方士绅看来更频繁地参与了

公共事业管理；而到　１９　世纪初，人们开始发现有关绅董、董事的专门资料。

②“绅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发展，视地方的需要和当地名流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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