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一切的中国经济,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经济。例如,在 1933 年,现代
制造业、采矿业及公用事业部门仅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3.4%左右。而在另一方
面,每五个中国人中就有四个从事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的 65%左右。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气恶劣的年份,他们的生存就
会受到威胁。贫困的程度难于测度,但是,从下列事实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
民众的悲惨境地,1930 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
2.5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①
许多当代中外观察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们强调说,少数地主拥有多得太不相称的耕地,把它们以过高的租率租给
佃户。正如国际联盟驻中国首席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在 1934 年说的,
“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及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
素”。②
在胡汉民的领导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930 年颁布
的土地法,规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获量的 37.5%)。土地法还提出了消除
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规定不在乡地主的佃户,若已耕种该土地 10 年以上,有
权购买他们的耕地。1930 年的土地法始终不过是一份极好的表达意向的文
件,因为南京政府从未执行过。佃户继续缴纳主要收获量 50%至 70%的地租;
中国大约一半的农民继续租种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国民党人害怕搞乱农村的
社会经济关系。正如杨格所暗示的,他们可能为地主阶级设身处地地考虑,
所以不希望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剥夺或疏远地主。①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样,
他们害怕解决租佃制度会引起社会革命,其结果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预
见。②不论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 10 年事实上一直未变。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国农村社会和政治不公平的一个直接原因。农村贫
穷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粮食生产间的不适宜的比例,而这是国民党人首先
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主要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得到国际联盟著名专家赖赫曼和阿瑟?索
尔特爵士的帮助——和实业部的有关农业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项
提高农民的生产率的广泛计划。这项计划倡议进行种子新品种、杀虫剂及肥
料的研究。为防止水灾,在长江、黄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
设灌溉系统,并通过采用抗病植物和改进销售技术,努力使丝、棉及茶的生
产恢复生机。
①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5 页。
①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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