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 10 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 1937
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 1915 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
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
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 10 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
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 1937 年 4 月写道,“观察家……不
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
深刻印象”。①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
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
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
改进”。②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
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
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
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
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
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
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
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 10 年之末,这个政权依
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
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
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迟至 1936 年 9 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
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
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①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 1935
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
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
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
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 1936
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
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
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②这些位居高层的人
①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②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19 页。
①《北华捷报》,1936 年 9 月 16 日,第 4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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