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44 页。
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
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
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
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
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
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
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 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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