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最新章节，第1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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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83　卷第　1　期（1969　年　　2　月），第　110—126　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　２５　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　１９３９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　41　期　（1965　年　6　月），第　193

页至第　206　页；见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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