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 1941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 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 1941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 40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 3/4——只有
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②
在 1949 年和 1950 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
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 1937 年至 1949 年间,牲畜、农具、
①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43 年 2 月 15 日),第 48 页。
②同上书,第 51 页。
③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4 年 6月),第 107—108 页。
①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 260 页。
②同上书,第 312—313 页。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③,1949 年粮
食产量仍低于 1937 年。④对山东省 49 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 1949—1950 年
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 1931—1936 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
粮食产量也低一些。①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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