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最新章节，第3页_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免费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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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起；四川，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陕西，３　起；广东，２　起。①

这些案件约　３／４（６４　分之　４７）发生在号称富省的浙江和江苏，因为这项调查

主要是根据上海和南京报纸所提供的资料。另一份报告提到仅在　１９３４　年夏季

就发生了　２６　起抢劫（７　月　１　日—９　月　１１　日），②但只提到四个省（浙江，１４

起；江苏，５　起；安徽，４　起；河南，３　起），它们都极易为南京的报纸所报

道。仅仅邻近上海的一个县（浙江嘉兴），就是所记载的　２６　起事件中的　６

起的发生地。一个最后的例子不仅表明了我们所使用的统计数据的非典型

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极为频繁：仅无锡一县（江苏），在一个月中，（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６　月　１０　日），就记载了　２５　起案件；此外，资料的编者指出：

他的资料所依据的当地报纸仅提到实际发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③

另一种相对严重又不很短暂的事件是流动性抢劫。多达几百甚至上千的

饥民，每人带一个布袋，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夺取粮食。④有时他们自己组成

穷人的团体：“穷光蛋会”、“饥民团”或“吃大户”⑤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抢米和闹风潮是典型的初级运动，范围和持续时

间都有限。春天，在两次收获之间的过渡期，几百或甚至只有几十人（有时

只是一群妇女、老人和孩子），会外出抢劫一个地主、一家商店、一座仓库

或一条舢板，以获致几天的口粮。警察或当局干预时，有时把口粮分给他们，

好让他们更快散去。⑥偶而治安力量也会开枪，但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则

上只有当饥饿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为求生而当土匪）时，才进行镇压。

①

这些偶然性的抢劫者们尽力使自己与职业性土匪区分开来。有时他们因

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竟向县长请愿，要求允许他们抢劫；或者他们会跪在

被他们抢夺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谅他们一时被迫采取的过激行为。许多抢劫

者小心地把他们的盗窃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给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够的

食品，使他们不致因此挨饿。②

特征

①《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32　页。

②《中华日报》，1934　年　9　月　12　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1031—1032　页。

③《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3　页。

④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30　页。

⑤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1033　页；涉及四川的事

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1029　页。

①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9—1030　页（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

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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