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这两部分人都不能对县的财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地方名流介入县专门局有多深仍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看起来他们的介入从民国初期就有所减弱,当时地方文人学士对诸如教育和
经济发展之类的专门局颇能控制。如果是这样,那么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政
府改革口号的裁局改科,就是使县政府恢复到更为司空见惯的官府模式的最
后一个步骤。削弱地方的这类参与,同国民党统治初期发生的实际放弃地方
自治的计划如出一辙。②
到 1937 年,这类政策大都已被采纳,它们十分切合当时蒋介石在南昌行
营指挥的“剿匪”(反共)战役的精神。我们在接触到作战文书档案以前,
只有依靠推理来判断这种官府化的努力来自何方。③但是,有迹象表明蒋介石
和他的亲密顾问支持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计划似乎于 1932—1933 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蒋介石手
下张群的支持,作为减少行政开支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计划为鄂豫皖共产党
根据地“剿匪”方面采纳,成为县级的官方政策。1934 年 3 月,蒋介石在南
昌行营召开省主席会议,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
份”军事围剿的补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报告
中,被宣布为普遍的政策。正式条例于 1934 年 12 月颁布,供所有剿匪省份
实施。不论这项改革是否达到了加强县长权力的目的,必须承认它所取代的
制度是浪费的和混乱的。让公文在县专门局与省会的对口厅之间往来,不经
过县长办公室,是削弱县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种保护制度的做法。
30 年代中期另一个官僚政治的进展,是重新设立区为县以下的公安单
位。人们当能想起区原是从山西样板借用来的,最终应担负自治的权力。以
后只是暂时放弃区,赞同民国初期以来的三级自然单位制。但是,30 年代的
反共作战又使得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项措施由鄂豫皖剿匪总部首倡(和裁
撤厅的措施一样),于 1932 年具体化,成为一种能够引入监督重建的保甲制
度的公安机构的方法。这项措施也在 1934 年南昌会议上得到蒋介石认可。问
题是只加强县一级政府是不够的。杨永泰抱怨说,区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绅”
的世界。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乱而不是平息叛乱。①无论如何,这样的地
方名流没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县政的有效工具。五个剿匪省份(河南、湖北、
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1934 年 12 月)奉令在每县设立三至六个区,区
长经县长推荐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区长不能
在其家乡县内服务;回避的规定传统上是正规官僚政治的约束手段,如今用
来控制县下一级的人事安排。②
在县、省之间,加紧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迹。虽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国
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间一级的道,但是,30 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难,导致若
干省政府重新实行这一级的监督。称为行政督察专员的官员,于 1932 年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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