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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钱端升：《民国政制史》，第　551　页以下。

③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1934　年　6　月。

关于县政府，见《工作检讨》，第　52—55　页。又见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钱端升：《民国政

制史》，第　556—557　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　3　卷，第　83—87　页。

①《各省高级行政人员奉召南昌集会纪录》，《工作检讨》，第　56　页。

②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　111—128　页。

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渐渐更广泛地设立此职。治安，特别是反共作战，是他

们的主要事务。这种新设的机构是由这样一些组织，如江西为反共而设立的

“党政分会”发展而来的。颁布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过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

而是（和刚才讨论过的县级措施一样）通过剿匪总部。由于按照宪法纲要其

合法性可疑（宪法纲要正式规定省县两级制），行政督察专员在最后出现的

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临时措施”。实际上，“道级”督察专员（往往由县

长兼任）的职务，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总部的民政与军事条例混淆

不清的混合状态。①这种监督层次的重叠，违背国民党理论上继承的精神，即

强调民众动员而非官僚政治的机器。给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层单位的继

续存在，也表明在一个交通不便、行政手续繁琐的国家里，省　－县间的联系长

期不畅。

人们很可能想知道，国民党本身是否对促进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新关系

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虽然孙逸仙设想国民党为“训政”的监督者，实际

上，县级国民党党部却发现它们几乎无法影响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县党部

在经费上靠政府拨给，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级官员上）低于官僚政府，

充其量不过是使县长感到掣肘而已，几乎不大可能充当扩大民众参与地方政

府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如在其它方面一样，这个官僚政治国家的影响力严

重依赖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②

国民党政府在迁都重庆期间，企图调整官僚政治与参与之间的平衡，并

在此过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复活力。这就是蒋介石在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首次提出，并

被大肆吹捧的“新县制”。这个新制度设想的县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税基础，

并且有自治的机构，但是可惜，除在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地区外，它基本上

仍是一纸计划。县财政收入应包括土地税和某些杂税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

县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机构征收。上级政府不再能迫

使县在地方筹款用于省或国家的项目。有了这个可靠的收税基础，县应该能

实施真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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