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之后(参见本书有关章节)。鲁迅对于这场惨剧深感震惊,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这样促使他与
左派的论敌找到了共同点。
此外,为看准激进派论点的弱点,鲁迅觉得有必要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
学原理。从 1928 到 1930 年,他开始阅读和翻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渐改变先前关于文学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观点。
他现在相信对现状表示不满的文学,能对现政权起破坏作用,而且确实可以
被称为“革命的”。①
到 1930 年,鲁迅实际上已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尽管在表达上
自有其精微之处。他总结说,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创作革命文
学;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难”中联合起来。遭受压迫的同样经历形成了
②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412 页。
①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第 379 页。这篇文章由陈雨石(音)译成英文,见约翰?伯宁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编:《中国革命文学:选集》,第 37—44 页。编者还提供一篇透彻的绪论。
①关于鲁迅文学观和革命观的改变,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现代中国》第 2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277—291 页。
共同的纽带,使这种文学“属于革命的劳苦大众”,因此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②鲁迅与他的激进派论敌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辩论中被争取过来;因为
像他那样一个性格倔强和有远见卓识的人,是绝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革命作家尽管一心追赶时髦,却已捕获了城市知识分
子变化了的心态。
1926—1927 年间的北伐,使人们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这一短暂的政治
乐观时期过去后,大多数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变得与国家疏远起来。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过适应或者劝说去争取文艺界的知识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随后是 30 年代初期的检查制度与迫害。同情国民党
的自由派人士蒋梦麟后来说,政府已经“同广大的群众失去了联系,它对于
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深刻或者清楚的认识”。①另一方面,共产党利用
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并以高超的组织才能,努力将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这就为 30 年代主宰文坛的左派统一战线提供了舞台。
②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著作选》,第 176 页。
①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485 页。
左翼作家联盟与关于文学的论战
1930 年 3 月 2 日,大约 40 名作家(最初参加的盟员有 50 余名)在上海
集会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2 月 16 日,在这次有重要意义的集会两周前,由
鲁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请进行了初步讨论,以组织负责创立左联的筹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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