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文学)。但他觉得,文学创作决不能被当作政治“之下”的某种东西。
依照胡的意思,作为一个“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马克思主义,或者如梁
实秋所想象的那样,与政治无关;它仅仅指多少有些书卷气的学者的“一种
态度”。这样的人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反对那种“遵
照现行政策或者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来判断一切”①的倾向。
胡秋原对左联垄断左翼文学的指责,在 1932 年得到对左翼事业不无同情
的苏汶(戴克崇)的共鸣;他对政治需要过分“侵略”文学表达了类似的关
注。依照苏汶的原意,“第三种人”指被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倡导者——胡秋
原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左联——在中间或者抛在后面的
那些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联理论家们的指
令去写作。在苏汶看来,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武器,尽管他承认需要这样的
武器。苏汶声明说,“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
治目的而牺牲真实”。一个作家必须诚实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们要求
真实的文学,更甚于那种只在目前对某种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学”。②于是,苏
汶争辩说,在国民党对文学的压制与左联对文学的指令之间,多数作家几乎
不由自主地沦为“第三种人”。
在左联的反驳中,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笔名易
嘉)在一篇长文中,批评胡秋原与苏汶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基础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断,胡秋原过分强调了文学作为形象的美学
探索与生活的消极反映的功能。他认为胡的弱点源出于普列汉诺夫。后者曾
因其“唯心论”倾向在苏联遭到批判。在瞿看来,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作者
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且必须发挥其政治功能。对身临殊死斗争的中国无产阶
级来说,文学只能是反抗压迫者的武器。瞿断言说,“当无产阶级公开地要
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
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①在阶级斗争的时期里,不
可能有“中间地带”。
①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 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译者。
①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0 页。关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论辩要点,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
话》,第 539—564 页。
②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189—191 页。
①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85 页。
当肯定阶级决定论和投入斗争的必要性时,无论鲁迅还是瞿秋白都没有
打算把左联说成一贯正确。他们坦率地承认在左联的少数成员中间,尤其是
钱杏■,幼稚的左派观点和机械论的解释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辩说,尽管他
们有缺点,这些充满激情的成员是真诚地朝着革命理论和实践摸索前进的。
而胡与苏则相反,他们无视政治现实,只是骑墙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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