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须完全摒弃上流社会的白话;另一些人对通行的语言持肯定态度,但
②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 549 页。
③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保罗?皮茨科维奇:《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众文学艺术观》,
《中国季刊》第 70 期(1977 年 6 月),第 296—314 页。又见同作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
秋白的影响》,第 9 章。
①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0—361 页。
②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 362—363 页。
仍然希望对白话进行挽救。在达成摒弃白话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华的妥协解
决办法后,这场论争很快转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讨论上。
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
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
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
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
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
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
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
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
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
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
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
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
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
就这样成为 1942 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
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 1933 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
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 1934 到 1936 年,左联与中
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
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
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①1934 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 1935 年在
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
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
联在 1936 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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